不存在的空间: 2012/06

2012年6月25日星期一

GR Starred: 翻墙问答：如何对付假防毒软件?

DC：又到翻墙问答的时间，有听众向我们反映，有时他会收到一些电邮，声称自己的软件需要更新，要求听众到指定的地址下载软件。但这位听众担心可能下载到病毒、木马之类的东西。到底收到这类电邮后，应该如何处理？
李：这类电邮十之八九由黑客发出，主要目的就是用些假软件更新，用来植入木马在你的电脑之中，所以，对大部分技术水平不高的用户，遇上这些电邮就立即删除，不用理会，特别如果电邮上名列的软件，你根本没安装的，更加不用理会这类所谓更新通知。特别如果你有参与维权运动，或属于异见人士，更加不应安装这类所谓软件更新，因为这有可能是国安，或中国当局指派的黑客送来的木马。

现在一般的常用软件，以至作业系统本身都有更新程式，直接驳通软件开发商的官方网站，所以不会再有软件公司以电邮方式通知用户有更新版。当程式本身通知你要更新时，才更新就最稳阵。

DC：如果错误安装了电邮提供网址所下载的所谓软件更新，那怎办？

李：对大部分所谓假软件更新，其实市面上的防毒软件，只要并非中国出产，都可以应付自如。你去买一只国外常用的防毒软件，就可以把黑客植入的木马清除。

但由于不排除中国国安人员，会自行开发一些防毒软件开发商都不知的变种，所以如果你的身份很敏感的话，而你又不幸安装了电邮上提供的假软件，唯一方法便是把 Windows彻底铲除，再重新安装，这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当然，在铲除Windows前，记紧把Windows内的重要资料备份妥当，否则你就可能损失惨重。因此，对于有可能成为国安国保针对对象的人，要养成经常备份电脑的习惯，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天中了对方的圈套，种了木马在电脑内也不知。

DC：根据海外媒体报导，最近有人发现针对Skype用户的假软件，这只软件声称可以加密Skype通讯，但实际上不单没替Skype用户加密通讯，还装了木马在用户的电脑内。而这只软件是针对叙利亚的用户，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

李：由于叙利亚有不少民众反对阿萨德政府，所以他们希望利用Skype来相互通讯，避过政府的监控。而这只软件主要针对叙利亚人，由谁开发，以及开发的目的，其实不难猜到。

Skype 是不需要任何外加软件进行加密，因为Skype通讯的整个过程，已经用了AES的加密标准加密，保密程度比浏览器更佳，这亦是不少翻墙软件会利用 Skype的通讯管道来进行的原因。因此，如果有人发电邮，推荐你安装替Skype通讯加密的软件，很大机会是乘机想安装木马在你电脑中，应该立即拒绝有关要求。

DC：其实要防止类似的假软件骗案，又有什么方法？

李：首先，你当然要了解你常用的各类软件，特别翻墙相关软件的特色，这对你辨识骗徒很有帮助。像你如果一开始已知Skype所有通讯都必会经过加密，就不会上所谓Skype加密软件的当。有不少假软件的推出，或者相关功能都有违常理，只要稍多一些技术知识，就不难看出那些软件到底是否一只真正解决相关问题的应用软件。

另一方面，有些不见经传公司所推出的软件，在使用前亦应该审慎考虑。因为过往试过有黑客，以一些奇怪软件公司的名义，推出所谓防毒，或防范木马的软件，但最后结果却是让黑客在你的电脑内植入木马。真的好用的软件，其实会在国外一些大型的软件下载网站出现，并有其他用家的评语可供大家参考，而技术水平不高的朋友，更不应随便乱试软件，拿自己当白老鼠。因此，对一些小公司开发的软件，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对技术水平不高的用家，没必要去试用这些软件，而令自己成为了黑客或者国保国安们的点心。

DC：多谢你李建军，在下周同样时间，会继续有翻墙问答，解答各位在翻墙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留意收听。下周再见。

原文：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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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4日星期日

GR Starred: 王思想:屈原与爱国无关

胡适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
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一牛人，史书上不该空缺的。中国人历史造假的传统很悠久，司马迁有可能道听途说胡乱写了个《屈原列传》。
王思想家很推崇胡适，但是对他质疑屈原的存在与否，认为意义不大。因为屈原已经成了一个符号，真假已不重要。我们所要质疑的，是这个符号。
屈原这个符号很重要，已经重要到了要弄出一个端午节、吃粽子来使之具体化、固定化，以便于推广。屈原、端午、粽子，已经成了三位一体的系列产品。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这款原本以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品还吃出国际争端来了，韩国朋友说端午节吃粽子是他们的非遗。这可急坏了中国的爱国小青年。为了强化端午粽子“自古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2008年开始，中国粽子的地位一举超过了包子、饺子，专门放1天假，让大家使劲吃，使劲纪念屈原。
为什么屈原那么重要？答案很简单：屈原是个爱国符号。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人，都被伟大的教育工作者灌输了这个符号意义。
屈原有资格做爱国系列产品的主打品牌吗？我认为：可以吃粽子，可以纪念屈原，但是，请不要称他为“爱国”，他与爱国无关。
在屈原部长、邓玉娇修脚工这两个湖北人中间，我认为后者才值得我们敬佩。
以下是王思想家的启蒙分析，仅供参考，欢迎探讨。

1，屈原爱的哪个国？
祖国？别扯了，什么叫祖国？少蒙我，说清楚点儿，说清时间、地点、目标。
屈原爱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78年前后，爱国地点和目标是楚国。当时秦国负责扮演“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楚国属于“亚非拉”。假如屈原真的是爱国，那他爱的，只是他的楚国。
此后，东亚大陆的这块土地上出现了很多个国家，祖国也换了一次又一次。
当时的楚国，后来的湖北人吃粽子纪念屈原，是有道理的。
当时的秦国，如今的陕西人及周边“自古就是我国（秦国）一部分”的那些人，吃粽子纪念屈原，就有点敌我不分、卖国主义了。
当年的齐、燕、赵、魏、韩这5国的后裔，吃粽子纪念屈原属于莫名其妙。跟你没有关系的一个外国人，瞎纪念什么？
有人说了，我们不提倡狭隘的爱国主义，只要爱国，各国人民都可纪念。好，暂且放他们一马，不说国籍的事情。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2，抵抗与自杀，哪个是爱国？
敌人来了，自己去投江自杀就是爱国？如果投江自杀是爱国，那上吊、撞墙、吞金、抹脖子，甚至俯卧撑、躲猫猫……莫非主动结束生命的行为都叫爱国？
或者说老百姓投江自杀不是爱国，有地位的人投江自杀就是爱国？
自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然后去投江就是爱国，一个糊涂的人投江自杀就不是爱国？
有人说了，屈原一心抵抗秦国的侵略，可惜不被楚怀王重用，所以他本身就是个爱国主义者，与自杀无关。这个解释稍微上一点档次，但是却无法回避一个实用主义问题——投江自杀，就被树了爱国牌坊，那么，那些英勇抵抗秦军侵略的将士呢？如果屈原真的爱国，那你就上前线英勇杀敌去，跑到江边去进行“爱国自杀”，实在打击我方士气，起到了“楚奸”、“卖楚贼”的作用。
我一向认为，秦朝的建立，是中国走向深渊的开始。秦朝高度集权的暴政，终结了春秋战国各国分立、人才辈出、思想争鸣的辉煌时代。如果屈原能阻止秦朝暴政的建立，那他就是当时各国人民及其后裔的救星，应该被我们世世代怀念。可惜他没有。

3，是忠君，还是爱国？
爱国，先要搞清楚“国”是什么。
从社会学角度，国家可以看做山川土地、森林矿产、人群、政权的集合体。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
屈原所在的楚国，肯定不属于人民。人民的国家是政权获得人民授权，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没有得到人民授权，那么，该国就不是人民的国，政权就不是人民的政权。
这个国家在大多数时候属于整个统治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属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国王之流的。
必然会有爱国小青年跳出来说：“你不应该拿现代思想去衡量一个古代人”，对此，我的回答是：“那么，你们就别拿一古代糟粕来糊弄我们这些现代人”。
屈原爱他的统治阶级，爱压迫被统治阶级的那个暴力工具，其实最终是爱那个皇帝，即所谓忠君。那么，屈原为什么要爱皇帝，难道他是同性恋吗？闻一多、孙次舟等历史学家认为屈原真的是同性恋，与楚怀王相好。我宁愿屈原是为爱情投江。不过，我认为，无论他是否同性恋，他爱皇帝都是有理由的，这就要看下一个问题

4，是爱既得利益，还是爱国？
屈原是楚国的大夫，用今天的名词说，他这个大夫，可不是医生doctor，而是部长minister。他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并且还是其中的要员。
如果楚怀王的统治能够继续，屈原也不犯什么政治路线错误，也没有贪污行为（或者说贪污了，但没有被发现），也不出现包二奶等生活作风问题，也不与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发生太激烈的冲突，那么，他这个大夫，就可以长期过富裕快乐的幸福生活，他的子孙，也可以跟着楚怀王的子孙继续这样的生活。
可恨的秦军，让屈原的梦想破灭。如果秦军灭了楚国，那么，作为楚国的一个部长级官员，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屈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即便投降了作为贰臣，也远没有现在风光。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当然要反抗秦军，这很正常，我很理解。屈部长的行为，表明了既得利益集团对维护原有社会秩序是多么渴望。但是硬说成爱国，就属于扯淡，因为他是爱自己的金钱地位财富，爱他所在的统治阶级。
所以，屈原是统治阶级的好榜样。统治阶级的成员，应当在家里供奉“屈部长”的画像，每天烧香祭拜。
至于被统治阶级，他们整天想的是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那时尚无民主思想），他们怎么能去热爱“屈部长”这个压在他们头上的统治阶级成员呢？

5，投江实质：想当奴才当不了，含泪投江
在一个陕西农民导演的带领下，秦军喉叫着“大风，大风”，逼近楚国首都。屈部长可能有点军事才能，他提出了自认为很管用、可以抵抗秦军的某些策略，但是，楚怀王不采纳，并且放逐了屈部长。三年放逐期间，屈部长整天都盼望圣上能想起自己，可是，直到后来楚怀王被囚死在秦国，也没盼到圣上回心转意。
想想以前，屈部长手下有一群奴才，他本人又是皇帝的奴才。回味着往日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屈部长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眼看着这种“做稳了奴才”的时代要过去了，屈部长痛苦、懊恼，想来想去，不如一死了之。于是某一天，62岁的他，告别了自己妻妾成群的深宅大院，走过江边那些破旧房屋，身穿锦衣千金裘，很鄙视地看了看那些蓬头垢面的穷鬼，咕咚一声，跳进了汨罗江。当天是农历五月初五，黄历上写着：宜跳江，宜爱国。
于是，一个伟大的爱国符号诞生了，一个爱国牌坊成功地树立起来了。

6，统治者为什么要宣传屈原？
统治者高屋建瓴。皇帝换了几十茬，纪念屈原是哪一茬都要坚持的。为什么？因为要树立屈原这么个典型，让大家学习领会贯彻，让广大老百姓去爱国呀。
皇帝自己号称“奉天承运”，但他们知道自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混蛋，从未得到人民授权，是不可能让老百姓去拥护的。所以他们想了个花招：先让草民爱国，然后在“爱国”二字前面加上“忠君”二字。如此以来，忠君就跟爱国混成一团了，甚至忠君成了爱国的前提。
为了让忠君爱国这一花招能够行得通，就需要树牌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谁呢？找来找去，瞄准屈原了。首先，此人能写点诗歌什么的，容易引起老百姓好感；其次，屈原是个部长，能够引起官僚阶层的共鸣；第三，屈原是个好奴才，圣上都把他放逐了，他还要以死表忠心，实为难得的奴才。
要树立这么个榜样，不能让老百姓整天干巴巴地唱“学习屈原好榜样，忠于朝廷忠于党”，还得有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国人总也吃不饱，所以弄得节日都是吃。这就好办了，皇帝昭曰：再多吃一次，吃粽子，钦此。老百姓最朴实，听说可以借屈原来编造一个吃的理由，立刻就谢主龙恩，乐呵呵去包粽子了。
这个粽子可不简单，爱国是包装，屈原是商标，忠君是实质，欺骗愚民是目的。

粽子包了1000多年以后，屈部长这个符号，这个牌坊，成功地被统治者树立起来了。他们利用屈部长告诉人们：要爱国（其实是忠君），要奉献（就是说为统治者进贡）。
此后1000多年，所有的统治者都兴高采烈地每天擦洗这个爱国牌坊，想方设法使其符号意义发扬广大。

2012年6月23日星期六

GR Starred: 方绍伟：《环球时报》的荒唐民主观

　　2012年06月20日，《环球时报》登出“旅法资深媒体人”郑若麟先生的“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一文。文章提出：

　　“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更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因为只有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才会因为任期到期而离任。民主的最低标志，是领导人下台的方式。如果将领导人上台方式视为民主与否的主要标志的话，怎么解释连选连任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被推翻？”

　　郑若麟先生的这个结论令人大跌眼镜，其中的常识错误至少包括以下五条：

　　第一，“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这句号错得十分离谱。有了“选举”能使“民主最终形成”，这个“选举”却居然不是民主的“主要标志”，郑若麟先生是在讲“一般逻辑”还是在讲“中国逻辑”？民主的“形成标志”不是民主的“主要标志”，那只能是“胡话的标志”。

　　第二，“民主的最低标志，是领导人下台的方式”，即“因为任期到期而离任”。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的大错误：一方面，“选举”是民主的“主要标志”和“形成标志”，同时也是民主的“最低标志”；另一方面，“到期离任”是宪政对民主的限制，根本不是民主的“最低标志”，因为原初意义的民主是允许“连选连任”的。现代意义的宪政对民主的“连选连任”进行了限制，“到期离任”因此成为现代宪政民主的特征，但在本源上，“限制连任”是宪政的标志而不是民主的标志。

　　第三，由于民主与宪政的基本概念模糊，郑若麟先生的下面这句话就荒唐了：“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非世袭”确实是“共和”，但“共和”却未必是“民主”，没有“选举”当然就没有“民主”。

　　第四，连选连任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之所以被推翻，因为埃及和突尼斯缺的是“限制连任”的宪政，不是因为没有民主。更加重要的是，民主有“自由的多党竞选”、“非自由的多党竞选”、“非自由的一党选举”等形式，埃及和突尼斯之所以没有“限制连任”的宪政，那仅仅是因为它们有的只是“非自由的选举”。

　　第五，“选举无法抹去法国1.7173万亿欧元的债务”，“选举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选举甚至不能保证选出一位最佳执政者”，选举有时也不能“防止独裁者上台”，但郑若麟先生似乎分不清，选举本身的好坏是一回事，选举本身是不是民主又是另一回事。

　　总结起来说，郑若麟先生的困境来自于他企图调和下列三个方面的现实：一是“民主被普遍认同”，二是“我们有一天也会通过选举来选择我们的领导人”，三是“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很简单，要承认民主好，又要承认中国还没通过选举来选择领导人，还要说中国早已进入民主，那就只能硬说“选举不是民主的标志”。这当然是拙劣的，因为郑若麟先生“撞到抢口上”了，选举恰恰就是民主的标志。

　　中国有“乡村民主选举”，也有一定程度的“人大选举”和“党内选举”，郑若麟先生完全可以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些事实，然后承认中国的选举是“有限的选举”，从而承认中国的民主是“有限的民主”，这总比否认“选举是民主”更少丢人吧？《环球时报》登出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有辱国人的智商。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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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1日星期四

GR Starred: 胡适致毕业生：在不健全的中国如何不堕落

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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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9日星期二

GR Starred: 人民日报:卫星飞太空，人间苦难重

“卫星飞太空，人间苦难重，这是当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写照。不过苏修自己并不这样认为，而美其名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读者投书苏修报刊，要求缩减用于空间的拨款，‘腾出资金’用来‘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事业’。结果招致苏修《新时代》杂志御用文人的痛斥。”（人民日报197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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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人间

樊庆荣 (1977.02.03)

卫星飞太空，人间苦难重，这是当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写照。不过苏修自己并不这样认为，而美其名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说“发达”，倒也“发达”。看一看太空，苏式飞船和卫星的确为数不少。可惜，飞船卫星虽多，究竟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为了和美帝争霸太空，近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不惜投下重资，引起苏联人民的强烈不满。早在一九七五年间，就有读者投书苏修报刊，要求缩减用于空间的拨款，“腾出资金”用来“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事业”。结果招致苏修《新时代》杂志御用文人的痛斥。它指责苏联人民的这一正当要求是“错误的观点”，甚至给写信人扣上企图“使生产陷入僵局”，“使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等等大帽子，妄图以此封住苏联人民之口。

然而，苏联人民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因此而平息，这使苏修一小撮人颇为作难。最近，《新时代》杂志又一次披挂上阵，进行辩解。所不同的，这一次是抬出来了一位苏联宇宙飞行员向读者进行现身说教。

这位太空人承认苏联宇宙研究的确是“非常费钱”，然而，据说“宇宙研究不仅能补偿所消耗的费用，而且会带来利润。”这就是说，苏修的所谓“太空作业”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利润”从何而来呢？莫非真有“月宫宝盒”一类的玩艺儿等待着克里姆林宫的冒险家去打开吗？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苏联的科学家也曾承认，宇宙资源的开发还是一个遥远的事情。

尽管如此，这位“宇宙飞行员”还是要苏联人民相信，发射卫星是有利可图的。“利润”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地面。他说：“通过在宇宙空间所拍摄的照片，可以发现地球深处所埋藏的财富。已经发现了地下水库和矿床。”在这里，他尽管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却在无意之中供认了，苏联在太空搞那么多飞船、卫星，目的之一是为了搜集经济情报，攫取地球上的矿藏、财富。这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只不过他还是故意回避利用间谍卫星收集别国的军事情报这一重要事实。而后者同样是苏修在国外攫取最大利润所必不可少的。谁都知道，苏修的“克格勃”遍及世界各国，他们伪装成外交官、商人、海员、学者、记者、游客等等，到处大搞间谍活动，虽说狡猾多端，还是经常失风、被捕、被逐。现在又飞到太空去搞间谍勾当，来个天上、地上，双管齐下，端的是安全可靠！

通过苏修御用舆论工具这一喋喋不休的说教，能否堵住苏联人民之口，是十分可疑的。不过，这却道出了苏修大搞所谓太空研究的一点“秘密”，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揭露，这也未尝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