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网路上流传着一个凄美的“北京爱情故事”。一个北京的失业工人，为了给没有本地户口，结果无法上医疗保险的妻子做肾脏透析，在经济上破产的情况之下，采用了伪造缴费凭据的手法，给妻子做了近四年的治疗，得以维持住了性命。由于最近被医院识破，这位失业工人已经被警方逮捕，并在法庭受审，宣判在即。根据现在网路上的消息，很多人都被这位“被逼得没办法了，只是想不能让妻子先死”的男子感动，纷纷解囊相助。而媒体文章的质问更是一针见血，既然是一个物质上已经十分“丰裕”的社会，何以总是出这种令人内心惨然的事情？的确，现在网路上的各种呼救声音已经多到令人麻木的地步了。这位男子的遭遇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还有无数没有引起媒体注意的呼救者，他们现在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总是有人会联想到西方国家，感叹如果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之类的国家，会怎样怎样。其实说来也巧，对于“肾脏透析”这个概念，我还真是从美国的媒体上学来的。那是在2009年时，美国各大报纸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亚特兰大一家肾脏透析诊所即将关闭的消息。为什么这条消息引起如此之大的关注？其原因就在于如果这家诊所关闭，将会有几十名病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请注意，这几十名病人并不是美国人，而是几十名非法移民，没有医疗保险。而这家诊所为他们提供了免费治疗，每周透析3次，前后已经数年（“many years”）。然后就是舆论大哗，惊呼这些人“只能等待死亡了”。再下来医院顶不住社会舆论，又开始给继续治疗，并签了合同，保证3年的治疗“直到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等等。
同一种病症，两种国民待遇（即便是对非法移民），对于这种鲜明的对比，从表面上看，的确令人感叹，无需多言。但是在我看来，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还是值得进一步深入观察。要避免以后再发生北京男子这样的悲剧，关注的重点，并不应该仅仅放在“道德”或者“慈善”这类表面层次的概念上。作为一个把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置于最高优先级的国家和社会，在此时此刻，极有必要重新思考“发展”的含义。具体来看，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是不具备可比性的。美国早已经进入“去工业化时代”，因而在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加上宗教的因素），“人”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虽然那家亚特兰大的医院正在经历很大的财政问题，“救人”仍然成了谁也跳不过的底线。但是在前工业化的中国，发展主义仍然是主导一切的主流话语，“不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仍然是很多人（不仅仅是官员）的思维主线，对“人”的关注可有可无，这也就是“北京爱情故事”的血色大背景。不从根本上反思“发展主义”，丰裕社会也一样会有各种悲剧。过度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的发展，也是一种病症。
斯坦福大学有位学者曾经和国内一些高校联合，在国内一些贫困地区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贫困地区儿童教育状况不佳与健康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些地区，儿童的基本营养和免疫都有问题，从而导致学业受阻。这位教授后来回到北京，向一些中央政府部门递交了调查报告，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来解决这个花不了多少钱，却意义重大的问题。但却没有得到多少反馈，据这位教授自己说，有些部门没有任何回音，有些则很奇怪“为什么跟我们反映问题”。后来这位教授回到美国后，曾经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并在会上介绍了他的调查结果。我恰好看到通知，正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所以到时间就去参加了。讲座进入自由发言阶段后，这位教授请一位国内过来的知名发展研究学者谈一谈看法。这位学者沉吟片刻后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小时候家里也穷，营养不良，现在不也好好的？等中国进一步发展起来就会好了”我当时就注意到，一时间举座皆惊。
前一段时间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从世行卸职回到国内，并作出了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下去，GDP将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的预言。一时间在国内引起议论纷纷，戏称之为“放卫星”。毫无疑问，林先生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地位可谓一言九鼎，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力，也绝对是少有人才能及的。因而从林先生的言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今天中国主流的发展主义话语霸权，究竟把重心放在了哪里。据我在微博上看到，《南风窗》杂志主笔李北方先生曾经有一次在课上请教林先生，何以对中国消费能力增长很乐观，因为大家都在说国内消费能力不振。记得林先生的回答大致是，经济学关注的只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口。看了李北方先生的这条微博之后，我终于能够解释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即经济增长并不是与社会福利进步完全同步、同向变化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政策，也可能出现严重的贫困化。
我读过不少关于国际发展与减贫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尽管观点可能相左，但无论是哥伦比亚的杰佛瑞•塞克斯，还是麻省的伊斯特里，其著作中常常都是首先引用一些亚非拉穷国作为失败的例子，然后以中国作为成功的象征。除了象征性地批评几句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之外，基本就是一片满含希望的赞扬了。然而这种贫困地理的经济学解释，终于被中国的发展主义实践彻底改变了。去年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英国的学者，经过他对世界银行等机构数据的分析发现，现在世界上最大多数的穷困人口，并不是在最穷的国家，而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即印度和中国。虽然这两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人口基数巨大，这个因素必须考虑，但结论无法否认，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在发展主义的统治之下，社会贫富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去年中国社科院和中科院都先后发布过贫困人口的报告，城镇贫困人口5000万，加上农村，总体大致应该在1亿到2亿的水平。
在这个“北京爱情故事”的悲剧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户籍制度。今天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几年前在年度“两会”之前，有国内13家报纸联合发表社论，直呼“中国患户籍制度之苦久矣”，直谏为民请命。但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有任何根本性改进。直到这位北京男子的故事被媒体报道，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再次进入公共的视线。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廖某是北京人，可是自己的爱人却不能随之入户。北京关于夫妻之间投靠入户的规定是，结婚满十年、申请人年满45周岁。因为不符合规定，廖某的妻子只能被挡在北京之外，而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为什么不去河北老家参加“新农合”呢？据说他们曾经想申请，但“后来觉得太麻烦， 就没再申请过”。即便能通过申请，可能还要河北当地医院开转院证明，当地医院治疗不了才能到北京治疗。而尿毒症的透析，并非很难的手术，更大的可能是只有 在当地治疗才容易报销。但她这样的身体，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要照顾，又如何承受两地奔波的劳累？两地都有制度，可是廖某一家硬是被挡在了门外。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
关于户籍制度，我对于国内的研究动态不大熟悉。而在海外，知名的研究学者包括华盛顿大学的陈金永教授和乔治亚理工的王飞凌教授。两年前哈佛大学一个研究中心招集一批海内外中国研究学者，出版了一本文集《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在这本文集中，王飞凌教授的文章做了最后的总结。他的结论观点之一，就是户籍制度对于中国经济起飞，起了决定性的劳动力支持作用，没有户籍制度，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繁荣。当然他也承认，这种经济的进步无法用道德的角度来衡量。而他的这个观点，也就从侧面对应了陈金永教授的观点，即户籍制度本身是一种斯大林模式发展观的产物，通过压榨剥削农民来实现财富的积累，从而必然导致社会的严重贫富分化。经济增长会很辉煌，但贫困也会很惊人，隐性社会成本也将非常高昂。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户籍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农民，在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垫付成本，从50年代户籍制度开始实施，一直到今天。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国民生产毛额，也就是所谓的GDP在以往几十年中，连年增长，创下了世界奇迹。但是往往没有听说，中国的减贫，从1985年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多大的进展，保持水平停滞状态，与GDP图形飞速上挑增长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阿马蒂亚•森早在多年前，就讲得很清楚了。贫困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我们主观上如何看待“发展”。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要考量，是一种方式，而更高层次的发展，则要以“人”为主要衡量角度。对我而言，一直有一个感到很困惑的问题，就是何以中国的主流发展经济学，贵为当今庙堂显学，发展经济学者把持巨大的话语权力，看不到其他学科的研究倒也罢了，却也从来看不见最著名经济学家之一阿马蒂亚•森的理论，而仅仅狭隘地从效率的角度解释发展的终极目的？我承认自己对经济学界了解有限，但这位北京男子的眼泪，再一次证明了没有人文关怀的发展主义，只能造就出一个病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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