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画面截图；网络图片
在反腐题材由于涉及内容敏感、潜在影响负面被禁止13年之后，近日一部久违的大制作《人民的名义》在中国热播。身负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旋律使命，这部作品在创作上获得了近年来少见的尺度，许多情节和人物都有着真实“老虎苍蝇”的影子，加之戏骨云集、电视一哥湖南台黄金时段播出，使得收视率一路飙升，并成为了风头无俩的热议话题。
在褒贬不一的评价背后，很多人恐怕会同意，这部电视剧的确折射了不少当今中国的真实隐喻。
首先，电视剧展现了中国社会日渐严重的“社会阶层板结化”问题。其中的年轻一代角色几乎都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平均的就业前景是留在省会城市工作。比如父亲是省检察院老检察长的陈海，就“接班”做了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母亲是省高级法院法官、姨妈是省委副书记夫人的陆亦可，也做了省检察院的处长。
而剧中大反派祁同伟是农村出身，虽然学业优秀还是学生会主席，却由于拒绝官二代、比他大十岁的省政法委书记千金梁璐求爱，而被发配乡村司法所，即使身中几枪成为缉毒英雄也难以调回。用剧中男一号侯亮平夫妇的话说，这是“权力的一次小小的任性”。
饱尝不公之后，祁同伟放弃了尊严，在操场上向官二代梁璐公然下跪求婚。从此以后，他也向权力下了跪，从岳父梁书记到老省委书记赵立春，再到自己的昔日老师政法委书记高育良，需要跪谁就跪谁，需要谄媚谁就谄媚谁，哪怕给人哭坟被人不齿也毫不犹疑，果然从此仕途一片坦途，顺利升到了省公安厅厅长。
戏中对祁同伟相当鄙夷、始终以完美正义化身形象示人的侯亮平夫妇，就更值得玩味了。妻子钟小艾一毕业就调回北京，入职中纪委，很快也把侯亮平调进国家机关——最高检，两人还都年纪轻轻官至厅级。在剧中最大的贪腐“老虎”赵立春之子赵瑞龙想要灭口侯亮平时，赵的姐姐警告他代价可能是赵家也被搭进去。可见尽管电视剧中没有明确提及两人的背景，但不难猜测钟小艾的父亲也是一位“副国级”上下的高层领导人。
尽管剧中官二代被塑造得一身正气、拒腐蚀永不沾，而贫困背景出身的人，则显得面对诱惑难以抵御、轻易就腐化堕落，就连大风服装厂的底层工人王文革，也被塑造成了见利忘义之徒，但这脸谱化的剧情背后揭示出的深层问题却十分严重。
中国社会阶层正在日益固化，家庭出身贫寒的人，由于户籍限制、贫富差距、资源不均、机会不公、各种竞争不透明等种种“先天限制”，“寒门日渐难出贵子”。阶层之间垂直流动的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使得“祁同伟们”除了攀附权贵，依靠个人努力和奋斗，获得较好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几无可能。这种板结化在教育、营商、从政等各个领域都有表现，而又尤其以从政方面的“隐性世袭”最为明显。
社会阶层的板结化，必然会造成社会土壤的“沙化、盐碱化”，也就是因为不公成为常态，奋斗得不到相应回报、追求幸福的权利受阻的人，会日渐愤怒、心生怨气，中国社会的“仇官”“仇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犹如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所揭示的，社会阶层犹如并行存在却毫无交集的折叠板块，阶层之间互相防备和仇视。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左右，其中隐喻的正是社会结构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健康。
近日红遍全中国的农妇作家范雨素在她的爆红文章中，痛苦地提及了作为大城市里外来务工的失地农民，她的两个女儿求学之艰难、奋斗之不易。足见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机会愈发不平等，特权阶层及其后代越来越资源集中，底层群体和他们的孩子则愈发有着相对剥夺感。
其次，《人民的名义》剧中对于反腐缺乏制度性探讨，给出的终极方法仍然是——人品，比如，一把手省委书记沙瑞金的人品。因为沙书记刚直不阿、金睛火眼、顶住压力、坚持原则，才能够支持将反腐进行到底。这仍然是人治的思维：需要任用提拔人品好的干部，来发现惩治人品不好的蛀虫。然而，“依靠人品反腐”无疑是空中楼阁沙中筑塔。因为是人就会有弱点，“人品”随时可能变化，靠人的意志力抵御诱惑完全不可靠。
公平地说，电视剧中对于一把手霸道专横、权力难以得到监督的问题并没有回避，然而解决的方案是，两位一把手——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都是深明大义、坚持党性原则的好干部，积极而主动地欢迎同级纪委的监督。
如果所有的一把手都是瑞金书记、达康书记这样的好书记当然是好事，但是从人性角度来看，做到一把手，谁不希望自己政令畅通、一呼百应，谁会真正欢迎和拥抱监督与制约，削减自己和家人获得既得利益的可能性呢？当下属各个谨小慎微、察言观色，谁又能保证自己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会“任性”呢？同样的，当一把手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下属的命运，又有谁真正敢于无惧可能到来的小鞋甚至搭上仕途，而去进行同级监督呢？
真正解决制度性反腐难题，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同在亚洲、世界公认清廉程度很高的城市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
香港的廉政公署，坚持做到“四个独立”。机构独立，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部门，其最高官员由行政长官直接任命；人事独立，廉署有完全的人事权，署内专员釆用应聘制，不是公务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管辖；财政独立，财政费用由行政长官批准后单例拨付，不受其他部门节制；办案独立，享有独立单一的调查权。
新加坡之所以能连续多年跻身全球十大最清廉国家，与其司法独立和法治传统密切相关。1960年颁布的《反贪污法》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其宗旨是“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也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广为熟知的高薪养廉其实也和严刑峻法挂钩。
此外，这两座城市还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的制度性反腐利器——新闻媒体的监督。不惧怕“负面消息”广为人知，将公权力置于更广泛的制约之下。遗憾的是，《人民的名义》中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第四种权力”的身影。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人品的笼子恐怕远远不及制度的笼子更牢固。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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