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美中两国就南中国海争议激烈交锋;在具体海域，美军侦察机和调查船咄咄逼人。连《经济学人》也忧虑双方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风险。
华盛顿是否有胃口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军事对抗，令人怀疑。但是对俄中同盟无法期待过高。美国国务卿克里近日访俄就叙利亚危机等“交换看法”后，莫斯科马上搁置向伊朗提交S300防空导弹系统。
近70年来，对于中国历届政府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美国始终不置可否。直到去年2月5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卢塞尔(Danny Russel)，才在国会听证时首次表示“九段线”违反“国际法”。
除了1974年西沙之战(美国保持中立)，北京长期在南中国海保持低调。南中国海邻国得以蚕食“九段线”，中国直到近年才大张旗鼓。从美国的立场转变，可以说中国已经失去了全面控制南中国海领土的最佳历史机会。
在领土问题上，一瞬即逝的历史机会常常极为关键，决定了此后几百年的政治地图和国家疆域。俄罗斯的领土扩张便不放过任何机会。斯大林既搞“世界革命”，更注重领土实利。普京去年奇取克里米亚，是延续这一传统。
百多年来，中国却有过不少失之交臂的历史机会。1919年，北洋名将徐树铮率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进入外蒙古，迫使外蒙撤销独立，同时收复唐努乌梁海，被孙中山比拟为班超和傅介子之功。这一历史机会复失，固然有其他原因，但是“倒戈将军”冯玉祥为了一己私仇，在廊坊车站绑架枪杀徐树铮，极为关键。冯因此是千古历史罪人。
毛泽东虽然常被比作斯大林，但毛热衷“世界革命领袖”虚名，而绝无斯大林对领土的精明。只要比较一下民国时代的地图，就可以看到毛在长白山和外蒙边界等多处退让。中印边界战争后“主动撤出”藏南领土，和放任日本重占琉球，都是历史大错。“输出革命”更直接伤害中国的南中国海利益。
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便是不图虚名而专注实利。1978年访问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之后，邓看到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关键，是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此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全是基于这一准确观察。邓同时废弃“输出革命”，改善在东南亚的外交处境，但并不能追回在南中国海失去的最佳历史机会。
十年前，李光耀先生接受德国《明镜》杂志访问，除了提到上述邓小平改革决策的诱因，更对中国的历史机会有如下精辟回顾：“假设中国从未在1949年采纳共产主义，假设国民政府一直与美国合作，那么中国早该是亚洲强大力量，而不会是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正因为中国自己与外隔绝，亚洲边缘先发展起来了。”
中国的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与李光耀先生的观察密切相关。
即便在中国人自己眼中，“九段线”也相当不寻常：基本把整个南中国海划成了内湖。什么原因使得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后的疮痍中，作出这样的历史大手笔?
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事实，便是南洋几乎相当于国民党的“延安”，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重要起源地，也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国语(普通话)”的地区。国民党在南洋建立了巨大的人力资源，绝大多数南洋华人都曾以中华民国子民自居。战前在南京和上海举办的多届全国运动会，南洋华人参加最为积极。
抗日战争极大地加强了这一民族认同，在抗战最艰难的1939年，南洋华人创办了以蒋介石命名的菲律宾中正学院和新加坡中正中学，至今仍然是两地极有影响力的教育机构。抗战期间，总共20多万华人归国，肩负民族兴亡之责，至少有4万多人杀身成仁。他们大多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离开生活安逸的南洋，从军抗战。
华人也是二战中在南洋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坚，因此遭到最大的迫害杀戮。一个例子是新加坡抗日烈士、中正中学首任监理林谋盛，就义后被追认为中华民国少将。
南洋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和人力资源，以及当时美国支持中国在西藏等边缘地区的主权，是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后划出“九段线”的重要考虑。在华盛顿对“九段线”的长期默认和李光耀先生的上述假设下，如果在冷战期间，中国站在美国一方，不仅南中国海主权可以得到确立，东南亚的政治地图也会有很大不同。
历史机遇一去不返，南洋华人社会也历经沧桑巨变，今天中国必须在远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漏洞重重的“九段线”诉求。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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