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记
杨焕春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2月28日
我是山东临沂的一位乡村医生，1993年开始学习中医，1996年医学院校毕业后加入了村医这个群体，从此就走向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治病的这条道路，现在我仍然在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既是医生，也是站长。
刚开始和村里的老村医在一起工作，一个卫生所只有一个或者二个村医值班，真的被老村医那种热诚所感动，现在我的一些好习惯也是源于他们的言传身教。他们无论对待什么样的患者从不嫌烦，总是笑呵呵，哪怕是被孩子尿一身的尿水，被患者吐一身呕吐物……村医是没有节假日的，一年365天每天都在值班，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我们要做到随叫随到，风里来雨里去更是常事，碰到忙的时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
由于村医和村民的这种关系，所以村医在村里也是非常受尊重的，无论哪个村民家里摆红白喜事村医都会被邀请到场。村医和患者的关系跟大医院的医患关系不同，这里有太多的情感在里面，邻里乡亲的相互帮助是常事，在我的生活里几乎每天都有患者给我送“小礼物”，比如一捧辣椒、一点稻米、几棵青菜。
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村医的艰辛和劳累。我的辖区有近万居民，我和所在卫生服务站的五六位医生每天除了要给居民看病，还要忙于做公共卫生档案，进行各种各样的随访，辖区所有居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健康登记我们要管，孕产妇怀孕和生产前后的多次随访我们要管，儿童的预防接种和健康查体、健康人的每年健康查体要管、至于65岁以上老年人、各种慢性病患者、精神病人，则要进行三个月一次的特殊管理，林林总总，有11项公共卫生管理我们都要做。
我只是一个卑微的村医，但我知道实事求是地说话：起码从我和我所接触的同行的经验来看，进行公共卫生管理是好事，但以现在农村的条件来说不现实。受到各方面条件制约，我们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和规定，只能去造假。
首先是人数假，现在农村有很多年经人常年在外打工、上学，而这部分人也要建档案，他们的这部分档案材料就只能做假。
其次是查体假，查体就是查血糖、血压、心电图，做心电图的人有的都看不懂检验单，这有什么意义？纯粹是在搞形式。
至于健康教育那就更假了，一块公示牌，就是健康教育，贴上宣传海报照相留存，就是完善的健康教育了。
此外，居民健康档案、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人、65岁以上老人，重症精神病人的查体随访，多数也都只能靠造假过关。就以我们这里来说，有一个村子1300人，只有1个村医，平时看病都看不过来，不可能有时间再去真正建立档案。可以算笔时间账，1300个村民一年查一次体，一个村医从查体到记录，再到录入电脑，最少40分钟，花在这上面的总时长就是866小时，一天平均2.5个小时。再说各类老病号随访，按一个村有200个高血压病人、200个老人、8个精神病人来计算，408人次每人每年要随访4次，每人每次1小时，这就是1632小时，1个村医一年365天不停地工作，每天还要进行4个半小时随访。这还不算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孕产妇管理，0-6岁婴幼儿管理，如果全都真正做完哪里还有给村民看病的时间？
每天我们累得人仰马翻，但所得的回报却少得可怜。我现在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虽然名义上属于“社区”，但是这里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是我一个人出资建设的，当时在建站时，乡镇医院说会有省里的出资到位，可是我们就没见到他们出资的一分钱。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设在城区小区的沿街楼房，面积约200多平方，单是租金每年就要2万多元，而且租金每年随着物价上涨也在上浮。
在我们这里，村医想要取得行医资格，还要向乡镇医院交5000元钱，这是所谓从业风险金，这笔钱始终没返还给我们，也没因为出了风险金，有关方面就给我们分担过什么风险。其实村医这个行业是高风险的，一旦出了医疗事故我们都要个人承担责任，轻者几年辛苦积蓄顷刻化为乌有，更甚者就是家破人亡，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而实行了“零差率”医改政策后，我们觉得收入更加朝不保夕了。以前我们靠15%的药品加成，收入上还算可观。如今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对常见病、多发病使用的基本药品要按进价出售，实行药品零差率政策后，国家承诺进行多方面补助，保证村医的合理收入不降低。可是药品零差率实行一年了，我们这个站只得到了国家2000元的专项补助。
除了这2000元专项补助，我们还可以得到公共卫生经费的补助。按照卫生局规定，居民人均公共卫生经费为25元，国家规定其中40%给村医，而这10元钱还要在我们完成各项公共卫生工作，经乡镇医院考核合格后才能发给我们，并且需要跟乡镇医院进一步分成。我们最后只拿到1.5元每人份，每个村医一年也就能拿2000-3000元的补助。我听说有的村医还没拿到一分钱呢！
此外还有诊疗费方面的补助。“零差率”后村医每个处方可以得到3-5元的诊疗费补助，3元是非注射型诊疗费，5元是注射型诊疗费。这两种补助不得叠加，每次只能收取一种，并且是一个疗程内只能收取一次。更夸张的是一户居民无论几个病人只能收取一次诊疗费。就是正常使用了补助，如果次数多了你也有套取农合资金之嫌，还要被上面审核。如果我们一天看10个参加新农合的病人，收入也就是30-50元，一个月收入1000-1500左右，一年2万不到。这2万元连房租钱都不够，那么我们只能违规卖非基本药品来勉强地维持收入，可是这样又面临着随时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的风险，多者罚到一两万元。
村医作为三级医疗最基层的网底，“SARS”、“禽流感”时期我们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冲在最前线，如今当年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老年村医一个个相继悲凉地离世，在走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在为国家服务了一辈子以后，他们仍然享受不到基本的养老保险，这让我们感到绝望……
2012年3月，我们来自全国10多省的村医代表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组织的村医研讨会，10月份我作为村医代表团团长带领全国各地的15名村医参加了“第23届长城会”（长城会是由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组委会等组办的国际心脏病学会议——编注），在大会上我们也做出了呼吁。我们所做的这些只是希望国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希望能够保住村医这支队伍，保住八亿农民的健康。
杨焕春是山东临沂郯城县西关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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