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危机感促使许多人对美中关系的基本走向甚至基本价值产生怀疑，也促使美国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７月１０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美可以友好相处吗？”
美中关系面临危机
夏伟在文章的开头两段这样表述了许多人，其中包括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当今美中关系价值的怀疑：
“对于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而言，过去两年令人颇为不安。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实在让人难以指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在全心推进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信条。北京转而追求一种新毛派议程，对内大权独揽，对外强势好斗。
“虽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两国间也在举行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看法，达到了1989年的流血事件以来最为悲观丧气的程度，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专家中间。”
夏伟认为，美中关系之所以出现今天这种危机局面，有中国方面的原因，也有美国方面的原因。就中国方面而言，夏伟所指认的问题是：
“除了一连串的老问题，比如台湾、西藏、人权、知识产权和货币政策，又冒出了大批的新问题。对内，倡导民权与政治权益的人士被拘；公民社会群体遭到骚扰；学术界的言论自由受控，媒体和公民社会的限制收紧；‘普世价值’遭到攻击。对外，北京新近采取的强势立场掀起了东海和南海的多起纷争；围绕着黑客袭击等网络攻击行为的争议成倍增加；倡导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活动人士遭到骚扰；诸多新闻媒体网站被封禁；希望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不少美国记者、作家和学者的签证遭拒，以示惩戒。”
在美国方面，夏伟认为，美中关系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种糟糕的境界，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没有得到最好的咨询或资讯。他为此提出建议：“奥巴马应该在白宫内部创建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中国智库，审查政府对中国的基本策略。”
美决策者认识中国的困难
夏伟指出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没有得到良好的咨询或资讯，这一点显然不是他的独树一帜的观点，而是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当中有相当的共识。
例如，美国民间外交政策研究和教育机构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员彼德·马蒂斯在该基金会最新出版的网络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对中国的基本认识和判断有严重缺陷。
马蒂斯写道，其原因“除了不能获得的信息之外，也包括北京动辄惩罚那些向外界揭示中共内部运作、或太深刻地批评中共政权的观察者。北京的严酷手段并不总是像驱逐记者一样明显，但中国当局常常是等待机会作恶。比如，等待记者改换工作，要求新的签证。人们不能合理地要求大部分中国问题分析家为了一两条可以上报的重要新闻或一篇约稿而牺牲他们的职业职位。林培瑞说得好，当今的中国问题分析家所面临的是盘在吊灯上的大蟒蛇，不得不提心吊胆，谨言慎行。更有一位观察者则提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不是全被收买了’的问题。他的问题引起了争议。”
总部设在美国、出版多种中国新闻杂志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始人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常常显得糊里糊涂，使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势力坐大，如今有了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本钱，跟决策者得不到最好的咨询和资讯当然有关系，但更重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美国所奉行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本身：
“西方领导人之所以不能了解中国，或者说他们没办法对中国产生影响力，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今天之所以强大，大部分责任应当由西方的政府来承担，因为是西方政府支持中国发展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是他们对中国的发展走向判断有极大的失误。他们以为，一个市场化和开放的中国一定是一个走向民主和自由的中国，一个中产阶级的中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恰恰相反，一个开放的，强大的经济大国中国更有能力拒绝民主和自由。这是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判断。
“第二，西方的政治家、政客大都是通过选举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这种选举的一个盲点就是，这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对国际事务的掌握往往都是很差的。他们的任期又比较短。所以，他们要急功近利解决经济问题，以满足选民的要求。所以，他们在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能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市场，拿到订单，是他们可以得到政治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很多的西方政客都乐于跟中国官员打交道，因为中国政府官员就有订单，就有支票。
“所以，中国领导人在全世界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掌握如此巨量的支票和订单，还有如此之大的市场诱惑。而这正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在１９８９年之后放弃了对中共的谴责、批评和制约所造成的结果。现在西方也慢慢品尝到苦果了，这就是西方企业在中国没有得到尊重，恰恰相反，还受到排斥。”
美国的中国通专家问题
与此同时，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始人何频也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当然是有得不到最好的咨询和资讯的问题，而这种问题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难辞其咎的。
由于新闻业务原因，何频经常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打交道。在何频看来，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１）专门拍中共马屁、为中共政权说好话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得到中共当局的青睐，可以见到中共的高官，并可以在学界以此作为自己的中国问题专家资本；
２）对中共政权敢于提出大胆批评的人，这样的人受到中共的仇视，不能得到签证进入中国从事实地的调查研究，因此会被人说成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３）还有一种人是立场中立的，中国的好中国的坏他们都说；但中国太大，事情太复杂，这些人人有限，识见也有限，因此他们的影响力也有限。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向决策者提供最好的咨询和资讯方面今后会有多少改进？何频表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悲观：
“因为西方也有它的官僚运作系统，无论是在智库，还是在官僚系统当中都是这样。我接触了一些学者，他们都非常优秀，但整个系统是非常官僚的，整个体制的运作是没有弹性的。面对有活力和弹性的中国，他们有点搞不定。所以，很多中国人嘲笑美国人傻。”
何频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悲观看法，在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员马蒂斯那里也得到呼应：
“美国政府内部有关中国的专门知识的积累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在１９７７年２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他那一代名列前茅的中国问题分析家奥克森伯格给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管布热津斯基写了一个备忘录，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分析的质量和前途的担忧。奥克森伯格把问题表达为如何开发人才，以便在未来的１５年到２０年里至少可以有几十个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幸的是，奥克森伯格在政府之外而不是政府之内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获得了更多的成功。因此，美国政府今天依然面临当年的老问题。”
马蒂斯所说的奥克森伯格在政府之外解决问题获得更多的成功，是奥克森伯格指退出政府之后进入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人才，但美国政府没有由此得到多少好处。
从１９７７年到２０１５年，３８年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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