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被人民用肩膀托举着建政的，公道地说，这不仅是宣传，更是历史事实。建政之前和之后，中国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社会构成的国家，所谓人心向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人心向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农民问题，这是他高明于蒋介石的地方。从最开始在井冈山通过制造群体性事件搞武装割据，鼓动农民利用暴力手段反对现政权，所谓以农村包围城市，到后来以血腥手段从地主阶级手里夺取土地并无偿分配给农民（土地改革），全部源于这种精准的战略判断，再加之巧妙地利用了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新格局，在国内政治的罅隙中养精蓄锐，不见兔子不撒鹰，该出手时才出手，结果他大获成功，夺取了梦寐以求的对中国的统治权。1949年，在得到土地安抚的人民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用浓重的湖南腔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一个时代拉开了序幕，用天真到呆傻的胡风先生的话说：时间开始了！
就连鬼也没有想到，人民兴高采烈得到的东西，会在一夜之间丧失。就在时间开始了的第二年，党和政府高层围绕土改以后是否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即打破延续了数千年的私有制，向苏联式的集体化过渡）展开了讨论。党国体制下的所谓讨论，绝不是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那种劳神费力的辩论，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往往拥有最高真理，而拥有最高真理的人当然也就拥有最后决定权，结果，毛泽东的意见就作为党和政府的意见被确立了下来。1951年9月9日，一份改变历史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颁发全国。这意味着农民刚刚从地主那里拿到手的土地，现在要被国家合法地拿去了，并且，被拿去的速度要比拿到快得多：1951年底全国仅成立了300个农业互助合作社，1953年就达到了15000个，1954年则达到11万个，1955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达到了全国农户总数的60%，1956年4月全国更是有90%的农户参加了初级社，合作社总数则达到100万以上。
这和鸡毛飞上天有什么关系呢？事情是这样的：1955年9月，河南省一位记者到安阳县洪河屯区调查了解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实施情况，认为南崔庄在实现全村农业合作社方面的经验很典型，撰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实现全村合作化的范例》的报道，毛泽东在《河南日报》上看到这篇报道，可谓“深得吾心”，当即在编者按中写道：“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编者按被选入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发表的时候将标题改成了《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毛泽东写道：“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我们当然可以认同毛泽东的说法，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新制度要出世了”,但是我们也必须强调，恰恰是这场社会改造运动，把中国从以私有制为根基的传统文化脉流中强行撕扯了出来，为随后到来的1957年城市反右派斗争，为1958年的更大范围、更大烈度的大跃进运动,为六十年代初期的四清和社教运动，直至为1966年发生的反人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
历史经常使用某些文化符号昭示后人,譬如人们藉着“焚书坑儒”而记住秦朝，藉着“文景之治”而记住汉朝，藉着“闭关锁国”而记住清朝……我则愿意藉着“鸡毛飞上天”来记忆建国初期那种社会政治状态，这是因为，自此时起，随着公有制的建立，人民第一次与财产权相脱离，而丧失了财产权也就意味着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沦为一纸空文，一种超国家意志借助于国家权力强行侵入社会每一个角落，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被打破，历史发展方向出现了两千多年来都未曾发生过的惊天逆转。
“鸡毛飞上天”本来是一句很普通的形容语，表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然而在上述特殊背景下，这句话携带了如此强烈的令人忧虑和不安的社会政治信息，它总是使人由不得发问：当“鸡毛飞上天”的时候，号称从此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站到哪里去了呢？对于1957年遭难的数百万人来说，他们是站立着还是弓起了身子，甚至是仆倒了呢？他们还能像没有站起来之前,即1911年推翻帝制之后、大一统中央政权稳固之前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终于摆脱封建专制羁绊的中国涌现出了多少思想、学术和文学大家啊——吗？他们还能藉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意识，伸张个体的权利和主张吗？他们是不是也随着鸡毛一道飞上天空了呢？历史已经做出了无情的回答。
当这个回答来到的时候,我们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最终平摊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其国家后果是：政治上，一边倒地追随极权主义的苏联，与世界潮流和世界方向背道而驰，重新闭关锁国，中国成为带着异类色彩的红色帝国；经济上，以私有制为标志的传统社会结构被彻底打乱，经济不可避免出现阻滞，不仅没有实现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而远远落后于后来出现的亚洲四小龙,再经过反右和文革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上，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脉流被拦腰砍断，消泯个性、培植愚忠与仇恨的“党文化”逐步向全社会蔓延，最终造成中国社会大面积人性扭曲、道德畸变和良知泯灭……在社会倒逼的情况下，这才有了改革开放，这才有了拨乱反正，这才有了与“鸡毛飞上天”时期迥然不同的今天。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建国60余载，前30年和后30年是不一样的，看不到这一点，是对历史的漠视与无知。
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国家后果也仍然在延续——由于政府权力退出（仅仅因为如此），改革开放确乎改变了中国经济面貌，然而由于政治改革一再被迟滞，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臣民文化）则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在国家力量的干预下甚至进一步被恶化了，其表现是：人的位置日渐狭小，政治集团的意志影响和改变着所有人的生活，而政治集团掌控的国家权力（至少在最近反腐败运动中披露出来的国家级腐败案件证明了）游离人民的视野，神龙见首不见尾，成为无法触动的骄横的存在，某些方面甚至沦为太子党、官二代、地痞、流氓压制社会民意、借助国家垄断用以巧取豪夺民脂民膏的工具。以低人权成本和无法逆转的破坏性环境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演化成了太子党、官二代、地痞、流氓沆瀣一气疯狂饕餮国民财富的盛宴，直到现在，那个普通老百姓无法窥视的殿堂里仍旧笑语喧哗，觥筹交错，灯火辉煌……这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并将死于斯的世界，一个命中注定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质态息息相关的世界。
你看，当年小小的“鸡毛飞上天”尚且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国家后果，如果再把近期转折性出现的诸种社会政治现象——借助于国家权力控制的媒体重新为陈旧的、早已经被历史证明失败了的意识形态招魂；公开大规模地揶揄和嘲讽自由和民主；公开大规模地反对普世价值，公开大规模地围剿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司法机构对非暴力非对抗的思想表达以所谓寻衅滋事罪逮捕和判刑；一部分老虎以反腐败名义打掉另一部分老虎的同时，并未触动、更谈不上铲除掉产生老虎的政治土壤，这片生态严重恶化的林子并没有发生政治意义上的任何改变，反之，打老虎的人的比被打掉的老虎权力更加集中，更加封闭，更加不容置疑，更加不可问责；在秘密政治状态下，人民意志进入国家事务的通道愈加逼仄乃至于完全淤塞，国家政治成为只有少数人才玩儿得起的密室游戏；曾经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个人崇拜如雾霾一样卷土重来，即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种有限的思想自由也被遮蔽和褫夺；权力愈加骄狂，愈加横行无忌，愈加富于宫廷色彩，人民再次匍匐在地，发出“吾皇万岁万万岁”的山呼；中国梦的政治幻象让一些人头脑发胀，不再韬光养晦，军人干政，肆无忌惮地煽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公开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仍旧维系国际秩序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重新陷入到与世界主流严重对立乃至于对抗的危险境地……如果把这一切表象比喻为猪飞上了天空，那么，其社会后果和国家后果又将如何呢？本文就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把上述种种都归结到五毛党和五毛党现象范畴，也许有人觉得不严谨、不合，然而当年有几人意识到毛泽东一句“鸡毛飞上天”标识着历史将要发生重大改变呢？同样，五毛党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凸显为一种现象，也一定蕴含着我们今天难以体察的历史律动，这种律动很有可能就是某种严重的历史之果的初始原因。基于这种见解，把五毛党现象比喻为猪飞上天，并在这个范畴之内给予辩证和分析，我认为是一个合适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我们所忽视的东西。
在我看来，这些东西至关重要。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人是没有办法与猪谈心的，首先，它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其次，你也不知道它哼哼唧唧的什么意思，所以，人如果想在精神层面与他者交流一些什么，见到猪一般情况下就都躲开了。中国成语“对牛弹琴”说的也是这种情形，牛听不懂琴声，你别看它瞪着俩大眼儿看着你在那里优雅地操琴，其实这个畜生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既无所知亦无所感，它根本不知道你在忙活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就甭抱怨“丫什么也不懂”了，丫正是因为什么都不懂才被叫做猪或者牛的，所以你甭抱怨。
一开始我对所谓五毛党、爱国贼之类的确没怎么在意，觉得那只是一些被国家宣传弄得精神分裂的人在鼓噪，是不足理识的——和完全不懂道理的人你能讲出什么道理呢？所以，长时间以来我对于五毛党和五毛党现象（尽管我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网评员”，即被政府雇佣的因为拿五毛钱而在网上喷粪的渣滓）一句话都没说过，既不责备也不嘲讽，更没有进行过鞭挞。首先，这些人愚昧无知，很可怜，没有理识的必要；其次，我总是宽容地想，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尚且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不是五毛，你又怎么知道五毛从其所言所行中汲取到什么样的精神快感呢？所以你最好什么都不说。
然而什么都不说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想，面对充斥网络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五毛党、爱国贼言论，我经常在内心里发问：这些人究竟经历过什么事情，才成为了这个样子？人一旦开始思想什么事情，就会对那件事情格外在意，就会想通过一件事例对事情给出一个说明。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还真找到了这样一个事例。
某女，爹妈几乎都被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坑死了，她自己目前的处境也绝说不上好，并不在掌控国家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卵翼的遮护之下，却丝毫也没有影响此女成为毛泽东的铁杆粉丝，就像盲目陷入爱情的小姑娘那样，对那个有人说是天神有人说是恶魔的人的崇拜之情，简直到了心醉神迷、神魂颠倒的程度。她用以解释当下世界——她眼里的当下世界与公共知识分子指责的政治情境竟如出一辙——的全部思想武器，都来自于半个世纪以前曾经严重侵入中国人生存的那些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她认为目前的贫富差距、官民对立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直要弄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现在时兴微信，从微信中转发哪一类信息是可以推断一个人的精神质地和灵魂品位的，我们这位可爱的毛粉在微信中转发的往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或者是“假如毛主席活着……”之类愤世嫉俗之语，其愤世嫉俗的程度，已经到了敌视现政权、敌视任何鼓吹自由民主的人、敌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程度。
众所周知，在一个政治决定一切的国度，人的言行很难不与政治发生瓜葛。我特别在意了一下这个人，从低微到贫贱的社会地位（无职无权无资产）和极为困窘的生活状态（不与早市小贩锱铢必较到月底就会入不敷出）看，此人不像是暗中接受某种势力委托或者自身就属于某种势力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环球时报》主编之类的人那样）人，应当说，她的全部表现反应的都是内心世界的真实，并无矫饰和虚假，甚至连哗众取宠之心都没有，人家就是这样对党一片赤诚，就是这样对腐败贪污分子深恶痛绝……面对这样的人，你该哭还是该笑呢？说实在的，既哭不得也笑不得，你很难受，很烦躁，很抓狂，你甚至觉得该把自己打一顿才好。
有人说，中国一旦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普世价值道路上实现自由民主，五毛党就会成为中国的塔利班。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所以我也就不怎么在意它，不在意它的理由是，失去权势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的太子党和官二代有可能成为塔利班，就像伊拉克失去权势失去一切的逊尼派极端分子那样，某女这样的人则绝不会成为塔利班，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的出现那样的惊天变局，她作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普通人，绝没有铤而走险去当人体炸弹的理由。也正因为这样，面对那些可怜的“爱国贼”，我能做的仅只是暗中祈祷：但愿到了那个时候，当他们真正开始行使公民权利、体会到自由民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们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新人。
然而祈祷之类的事情表达的仅只是主观愿望，而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之间往往隔着很远的距离，就像你祈祷一个善良的小贩健康长寿，结果第二天那个小贩就被城管给打死在被砸烂的摊子面前了，这可又怎么说呢？所以，在某些极端情形下，祈祷是很没有用处的，就我们的话题来说，它与政治学的辩证分析也完全不属于同一类事物的范畴，我没有办法把那种愿望上升成为本文主题，我们还是沿着既有思路说下去吧！
从社会学角度说，一般意义上的五毛党是非正常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所导致的国民撕裂的产物，尽管我认为这个庞大群体的出现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不能不引起警觉的社会政治现象，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土壤，然而至少在目前条件下，相较于无所不能的攫夺政治集团，还不能把他们概括为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同点仅仅在于这些可怜人对社会不公做出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解释而已。他们没有在因果之间找到一条可以被打通的逻辑通道，这就好比一个人寻找到一株枯死了的秧子，在本应当刨到土豆的地方，他却刨出了白薯，并且说就是因为这块白薯才导致秧子枯死，这同样是一种解释啊！价值在于解释，因为解释说明了思考，在缺少思考、禁止思考的地方，这是应当被珍视的，倘若人们都玩世不恭地从死秧子上趟过去，不过问造成秧子死亡烂掉的原因，也不关心这块原本生机盎然的土地何以会变得满目疮痍，土壤被毒化，散发着可疑的臭气，更不关心如此下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后果，而是兴致勃勃地去酒池肉林过无目标无方向的堕落生活，你不是同样也没有办法吗？
这就是我感觉五毛党愚蠢可怜却并不那么可恨的原因之一。
“陈行之先生，既然这样，那你到底是想说些什么呢？”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一叶知秋”，意思是，如果你看到枝头的一片叶子变黄了，就应当知道整个季节发生了变化，秋天快来了。某女以及其他一些更加活跃的人就是这样的叶子，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渗人的凉意，不仅预感到秋天即将降临，似乎离冬天也不远了。为此，我们必须关注到能量远在某女群体之上、更能显示中国政治晴雨表的特殊阶层或者说特殊群体，如果不能对这部分人群做出说明和辨析，如前所述，我们就将看不到猪飞上了天空，看不到掩藏在五毛党现象深处的东西，看不到现在而今眼目下中国政治的堂奥，看不到历史将出现重大转折的前兆，看不到已经像雾霾一样包裹我们、侵袭我们的凶险处境，看不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空前政治危机。有了这种见解，我们就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具体地考察一下五毛党的社会分层了。
就像任何社会人群一样，五毛党也是有层级的。很显然，某女与拿国家俸禄的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大学教授不属于一个阶层，同样，靠出卖灵魂为生、发表反普世价值言论的研究人员、教授与占据权力高位颐指气使的官员也不属于一个阶层，这是一个有严格政治秩序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依“利出一孔”的国家政治形态而存在，两千多年以来其基本结构从来没有发生改变，不同点仅仅在于不同历史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机构名称、不同的个人位置而已。
如果我们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的角度考察，就会发现某女不过是一只瘦骨嶙峋的虾米，处在食物链最下端，是一个被吃者；研究人员和教授之类的小鱼虽然经常向人们炫耀自己能够吃到大鱼的排泄物，并且炫耀说味道好极了，却也存在着性命之忧，一旦马屁拍不好，大鱼是随时有可能掉过头来把他们吃掉的，此类悲剧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六十余年中国知识分子史。唯独处在食物链最上端的掌握国家权力的大鱼才赢者通吃，是为社会生态系统制定规则并且以规则（他们所谓的“法治”）约束社会、矫治人民的人。这样的大鱼尽管与虾米（某女）、小鱼（研究人员和教授）所使用语言有某些类似之处，然而就本质来说，他们之间有极重要区别，完全不属于同一个品类。
二战初期，当希特勒开始蹂躏欧洲的时候，卓别林决定拍摄一部政治讽刺影片，他在解释制作这部后来取名为《大独裁者》的影片的理由时说：不因为别的，只因为这片水域来了一条大鱼。卓别林这里所谓的大鱼，显然是指破坏海洋生态平衡、威胁其他生物安全的以德国纳粹法西斯势力。卓别林作为卓越的艺术家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这条大鱼的到来保持沉默，不能不向人们指出它所带来的危险。
我们这里议论的大鱼、小鱼，相对于虾米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海洋生物而言，也是这样的家伙，两者毫无相同之处，然而就像我前面解释的，为了叙述方便，同时也为了给文章寻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和支点，我仍旧把他们放到五毛党现象这一话题中来讨论。
概括地说，最低端的五毛和五毛党仅只是某种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是民粹主义思潮在最浅显社会层面的显现，是老谋深算的政治阴谋家可资利用的盲目社会力量，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捍卫毛主席”死在武斗战场上的那些人一样。在现实当中，他们与经过精明算计依附掌握国家大权的家族政治势力的投机主义者（这样的投机分子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如过江之鲫，广泛地分布在左中右派人群之中）绝非同一种人，他们更不是借老子的福荫掌控垄断国企、鲸吞和掠夺国民资产的太子党和红二代。
大量低级五毛和由这些人形成的五毛党现象，是盘踞在权力宝座上的掠夺政治集团通过大量历史与现实的谎言、无止境的思想遮蔽、无所不在的舆论管制培植起来的愚昧人群，这个人群虽然经常以浅薄言论挑战常识，挑战人的忍耐度，给人添堵，然而就他们持有的话语权量级以及对政治形势的影响来说，他们的声音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做不到把反普世价值言论发表到国家媒体上去，他们没有到国家讲坛上去夸夸其谈中国梦的资格，他们更没有出版书籍为给他们提供利益的政治集团或者权势人物张目的本事，所以你从中央电视台画面上不看到某女的身影，看不到某女在会议大厅面对数千人做学术演讲，更看不到某女作为门客在权势人物的密室里窃窃私语，你看不到的，暗中运行的政治规则早就把这部分鸡肋式的群体隔离在国家政治外面了。
那么，置身“里面”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换一句话说，当下究竟什么人不约而同地汇集成了更高层次的五毛党式的滔滔声浪呢？就其主体来说，是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精神早已经沉沦到地狱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六十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所扮演的堕落角色一样，大量五毛党就麇集在国家用纳税人的血汗钱经营的文联、作协、党校、大专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些处于被豢养状态的人从小就养成了察言观色的习惯，这个习惯不断被刺激、被锤炼，久而久之，在他们的感觉系统中就形成了超常灵敏的触觉、嗅觉、味觉、听觉与视觉，能够对政治时态做出准确的应激反应，做出利害得失的准确算计,能够随时将灵魂作为抵押物去换取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所谓“心有灵犀”者也！
这个卑劣群体在利出一孔的国家权力呵护下既无衣食之忧，亦无被什么人冒犯尊严之虑，他们活得如鱼得水，如沐春风，自我感觉往往特别良好。人一旦感觉自我良好，就会想张扬一下，最好做一些什么事情，这帮人也不例外，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时候，他们对光明正义往往情不自禁想干一些阴损的勾当，对无权无势的弱者往往情不自禁想做一些欺凌的举动，对给他们提供了食槽的人往往情不自禁想唱一些肉麻的赞歌……当下就是这种情形，他们不约而同对掠夺政治集团发出了嗲声嗲气的撒娇卖乖之声，犹如当年一些所谓的学者对重庆模式的赞美和讴歌，对民众、尤其是用信念站立的民众则色厉内荏，发出了与掠夺政治集团人物几近相同的斥责与恫吓。
我们看到，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最高学府、作协和文联等既享用官俸又可以游逛世界，更可以由着性子攻击世界潮流的砖家、叫兽、作家、学者；经常在《环球时报》等报刊发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言论的评论员，最近几年似乎全都活跃起来了，他们偷偷观察主人的脸色，认为这时候可着劲儿嚎也许会得到好处，说不定还可以多得一勺子吃食，于是就像押宝的赌徒那样瞅准机会，快极地出手：“我押……！！！”于是争先恐后发表反民主自由、反普世价值的言论；他们越来越公开地与权力者勾肩搭背，沐猴而冠，蝇营狗苟，城狐社鼠，行同狗彘，把文章写得像塞给权力者的招嫖广告，一心期待着权力者的临幸；几年前还不敢公开放言的反民主、反自由的言论堂皇之地登堂入室，一下子占领了他们很在意的思想意识形态阵地；几年前还有所收敛的对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敌意和对抗，也挥舞起中国梦的彩旗，穿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服装粉墨登场；早就患了精神阳痿症的中国作家愈加萎靡愈加卑劣愈加消极，各级作家协会通过所谓的“文学评论家”迅速调整了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角度乃至于国家级奖项的评奖标准，一个叫什么“蒙”的著名作家在觥筹交错之际甚至放言：“现在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以浅薄和圆滑面对到处是深渊沟壑的中国社会，闭住眼睛陶醉于个人成功的温柔富贵之乡，似乎从来不想还应当为这个民族担当一些什么，常常顾左右而言他……还有一些功利性更强的人，对豢养他们的人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对秉持正义信念站在民众一边的人则狐假虎威，不仅毫无忌惮地呻吟官人宠幸带来的巨大舒适感，还转过脸大肆咆哮要“严惩”几个宣扬普世价值的自由知识分子。无情的是，那些用信念站立、宣扬普世价值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确是被严惩了！就连坚守了十几年二十几年自由知识分子贞洁、一向是以贩卖自由民主思想而扬名的人，也瞅准了时机公然转向，寄望于皇恩浩荡，为新皇大唱赞歌，公告“中国梦是一个值得做的好梦”，也加入到了五毛党的合唱之中。
这些家伙们尽管在成色上有所差别，但是他们合伙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肃杀气氛，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飘来一股浓浓的文革味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异乎寻常的反民主、反自由、反普世价值的浊浪之中，这些名声本来就不好的知识分子，的确像猪一样黑压压地飞上了天空，创造出了数十年以来都难得一见的奇观！
养过猪的人都知道，你别看这畜生嘴头子老长、呆头呆脑的好像很蠢笨，其实丫是很有灵性的，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脑袋浆糊，识得初一识不得十五，到中午就忘记早晨吃什么了。换一句话说，对于国家政治情势和社会状况，猪自然会有猪的判断方式和行为方式，它比什么人都更知道什么时候该发声什么时候不该发声，当它撒着娇哼唧起来或者呲出獠牙咆哮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它决定这样做的理由。
当然，人不是猪，你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在猪的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你只要你依据浅显的社会经验，就可以大体上判断出，当一只猪蜷缩在猪圈里傻吃闷睡的时候，一定是它认为不应当哼唧的时候；而它嗲声嗲气以清纯少女的方式向权力者撒娇乃至于张开血盆大口向人咆哮的时候，一定有某些因素撩拨了它，鼓动了它，纵容了它：嘿！该你了嘿！快点儿，你这时候不哼哼啥时哼哼？我花这么多钱养你丫的是干嘛用的？快哼哼！大点儿声哼哼！结果丫就哼哼起来了，声音确实挺大的——
复旦大学有一个在简历中特别强调“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叫什么“为”的特聘教授（有人很不恭敬地将其称为“流氓知识分子”）就在发布反对民主言论时说：“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会选出农民政府，而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只有专制道路可以走，只有专制可以制造出一个虽然专制却可以领导伟大现代化事业的政府。
此番言论，倘若是在文革时期也许不至于引起大哗，因为那个时候国门紧闭，人们并不知道外界是何情形，一切都由着“两报一刊”胡乱涂抹，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地球只是一个村子，即使你使用长城防火墙也没有办法阻止村东头的人去看村西头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认为只有村东头的事情才是正确的，你更没有办法让村东头的老百姓认为村西头的老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世界人民日夜思念伟大领袖毛主席”，你办不到了，所以，此“为”之说顿时引起了惊诧，网络上的声讨不绝于耳。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也有一个叫什么“维”的教授，从公擅作比喻，并且特别喜欢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故宫”这个形象，在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时候，“维”断言：“故宫存在问题，是管理问题。”“维”没细说“管理问题”是什么问题，按我的理解，“维”强调的应当是皇上和簇拥在皇上身边的大臣们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蝼蚁一般的老百姓是无权过问的。
面对人们的质疑，“维”含着讥诮的笑意设问曰：“难道只有拆了故宫才能解决问题吗？”不仅如此，“维”还底气十足地斥责说：“拆了故宫建白宫的思维方式是不对的。”“不对的”事情你还说什么呢？这等于是在喝令某些人闭嘴了。反向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维”的全部所言所行都是在维修故宫，“修旧如旧”，不改维系了两千多年的模样。
官位做到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某“凡”更是直言不讳：“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一个在“定位”上发生根本错误的人，在“凡”看来实际上是失去了做人资格的人，所以他的指责理直气壮，气吞山河，有一种末日审判的气度。
我常常想，如此一个违背和挑战常识的“凡”，若是放在美国将会如何？大概不会有人认为其神经正常，民主党或共和党即使爱他爱到发狂，迫于民主政治所聚集成的选民压力，也会至少在表面上与其切割，声明说“这个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凡”将什么也不是，屁也不是一个，试问，他还到哪里去气吞山河呢？他也就只能够在被国家权力呵护的环境里活成人物，并且只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气吞山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光”作为党和政府的高级智囊人物，自然也不能缺席，其言其说虽然有些饶舌，却也浅显易懂：“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设强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这已经有了文化大革命两报一刊社论的味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一位被豢养得特别舒服的人，听说叫什么“宁”，更是不甘寂寞，长久以来似乎都在说一些昏话，做一些昏事（我曾经于2012-10-31撰文，驳斥此“宁”审时度势地根据当时政治局势所阐发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谬论）。最近，荣剑先生说到“宁”的一件往事：在“重庆模式”最火爆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倾巢出动跑到重庆，对所谓的“重庆模式”真可谓赞赏有加，好话说尽。然而当重庆那个高人（薄）出事以后，宁又把网上把那些赞赏“重庆模式”的诸多好话删除得一干二净。《人民论坛》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说：宁曾多次赴重庆调研，对重庆近年来的一系列举措“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从一个资深政治学者的角度阐发了对‘重庆模式’以及‘唱红打黑’的独到见解。”荣剑先生最后说：“至于这些‘独到见解’究竟是些什么，我就不去翻那个老帐了，有兴趣者可去网上搜索，白版黑字留在那里，也算是这个政治学者的一个学术记录。”
中国教育部历任部长作为政府官员，大概从来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他们只需要知道政治集团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教育”就可以了，所以人们从来不曾指望教育部做一件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所以中国大学才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才麇集了那么多没有灵魂、连心都被掏空了的犬儒知识分子，所以那些仅有的凭借信念站立的教师才处境艰难，不断被排挤和打压，有的甚至不得不离开他们所热爱的讲坛。
然而比起其他部委，教育部终归还标缀着“教育”二字，说话做事总不至于赤裸裸一点儿也不加掩饰，总还要带着些斯文。然而最近有一个叫什么“仁”的部长却突然变得很不斯文，他的如下言论简直可以说是如临大敌、杀气腾腾：“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义正词严，我等卑微之人几乎被“仁”大人给吓傻了。没想到紧接着我们就听说此“仁”不仁，屁股并不像脸面上那样光洁，粘了很多屎，臭极，怎么抹也抹不干净，还未知结果如何呢！真用得上“明里是人，暗里是鬼”那句话了。
我还要附带说到另一种情形。
最近一个时期，突然冒出了一些所谓的“鹰派军人”。作为军人，以保卫祖国为天职，当然有理由关注国家的国际处境，有理由研究和指证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威胁，我很敬重他们在此类问题上的殚精竭虑，所以也就格外在意他们的观察和观点。首先声明，这里不包括那位声称“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的那位太子，在我看来，能够发表如此骇人听闻言论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因此是不能与之讨论任何有关人的问题的。
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鹰派军人的侃侃而谈中，他们的政治视野往往是狭窄的，甚至可以说是肤浅的，存在着致命的理论短板。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了解世界历史，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思想史，是不是真的了解作为全人类精神成果的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杰弗逊、汉密尔顿、贡斯当、托克维尔、边沁、密尔以及近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伯林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不是真的了解二战以来究竟是什么东西维系着国际政治体系？是不是真的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不是真的了解造成苏联垮塌和东欧剧变的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缘由？我感觉他们是不了解或者说是不愿意了解的，否则他们就不会陷入到目前这种无法自洽的观念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
这话怎么说呢？正如我前面比喻“在本应当刨出土豆的地方刨出了白薯”一样，鹰派军人在观察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上完全错置了因果关系，这使得他们看不到导致中国目前糟糕的国际处境的国内原因——众所周知，1989年事件之前，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直可以说处于蜜月期，那时候无论高端武器还是高精尖科技产品，基本上中国需要什么美国就给予什么；中国到处获得喝彩，到处赢得尊重，这种喝彩和尊重，在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达到高潮……所有这一切，盖因于世界还没有放弃对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回归国际社会、演变成为秉持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正常国家”的期待，那时候世界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与世界在一起。
鹰派军人似乎从来不想，为什么在19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严重事件之后这一切全部戛然而止了？美国为什么会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开始实行武器禁运？他们似乎从来不想为什么美国要不惜一切代价重返亚洲，倚重和强化美日韩军事政治同盟，实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简单的地缘政治、“由于美国无法阻止自身衰落，所以需要遏制中国”可以解释得了的吗？他们似乎从来不细想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为什么会产生所谓的价值观冲突？如前所述，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走向頽解和衰败的历史似乎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或者从来不想知道，中国发生1989年事件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他们不知道或者从来不想知道，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生龃龉和冲突的根源，恰恰是战后国际政治中体现出来的自由民主体制与专制独裁体制的水火不容；他们不知道或者从来不想知道，中国的困境绝非是由于陷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必然要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原话出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而是难以接受一个如此体量的非自由民主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导，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也正因为如此，1989年事件以后，世界才开始警觉起来，才开始用焦虑不安的目光打量着站立在东方的这个红色帝国，打量着十三亿中国人同做中国梦、却谁也说不清楚具体梦境究竟若何的这个雄伟巨人。
这是我们与世界的紧张关系的全部根源，换一句话说，中国与世界关系紧张、中国国家利益遭受重大威胁的最根本缘由，是国内掠夺政治集团出于维护其统治（掠夺）地位而拒斥普世价值，害怕民主，害怕自由，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对抗。从他们的角度说，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自由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呼唤政治改革，呼唤自由民主，呼唤宪政，恰恰是着眼于让中国这艘大船航行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自由民主航道上，这是缓解我们与世界的对立和紧张关系的唯一途径。
鹰派军人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对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好像也不那么感兴趣，不愿意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才最终导致国家之间、不同文明板块之间文化意义上的冲突？不愿意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为什么会成为迥异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另类，它是靠什么从遥远的过去延续到今天的？反之，他们独上高楼，很惬意地把自己关了起来，就像某女那样在无法打通的逻辑链上执拗地钻牛角尖，幻想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敌情。
最近他们煞有介事谈论的全都是这样的敌情——
一个名为“旭”的著名鹰派军人曾经指出：“在以资本控制、市场占领完成的同时，美国还对网络新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政治甄别、思想培训和资本绑定。美国派出在微软、谷歌任职的美籍华人，利用其华人的伪装，派到中国，对极大门户网站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控制网站内容制造团队、技术团队人员的任用、提拔。通过这种思想上、资本上的双重控制，美国彻底地把这些掌握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人，全部培养成了美国价值观的忠实信徒和美国战略的全力推行者。体现在行动上，这些美国控制的中国门户网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推荐那些爱美国贬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文章以及新闻，而对热爱中国的言论、学者甚至是网民进行疯狂打压。这就是为什么丑化毛泽东、诋毁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政府，抨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污损道德楷模、英雄人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充斥这些门户网站的根本原因。”
该怎么评价这些言论呢？说句不客气的话，我有一种身为朝鲜人的感觉，那是一种用警觉、恐惧、仇恨的目光打量世界，气量狭小，唯我独尊，总是在思忖“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到处都是敌人，到处都看到敌对势力捣乱和破坏的感觉。
“旭”的此番言论，我们不说是在竭力维护掠夺政治集团的利益，至少在客观上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吧？“旭”的言论与自由知识分子用生命所捍卫的自由民主信念，经由历史与现实的检验，孰高孰低，疏上疏下，难道还不清楚吗？究竟是谁在维护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又是谁置国家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替国家掠夺政治集团张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尽管这样，出于对军人的敬重，我仍然不愿意把鹰派军人和中国堕落到灵魂发臭的犬儒知识分子一道置放到“五毛党现象”中讨论，这里只是附带着提及罢了。“附带”的理由，正是我后面将要论及的“国家的声音”或者说是“国家意志”对人的精神、思想和舆论的侵入，是国家政治值得注意更值得警觉的历史性转向。就我们的话题来说，这才是导致目前震耳欲聋的“五毛党”喧嚣的最根本原因，没有这个条件，似是而非的鹰派主张即使在表面上也将难以成立，我相信它更找不到市场。
在论述五毛党现象的时候，我们固然应当注意到不良知识分子的丑陋喧嚣，然而也必须警觉到，在上述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是——或者通过“学而优则仕”，或者通过其他什么不便言说的通道——进入到另一个社会分层的人，干脆地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他们与知识分子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其本身就是穿靴戴帽的大官人！
“大官人”是何等样人？他们不是在网络边角（例如我上面说到的微信）发表爱国贼言论的可怜虫，而是在神圣的权力讲坛和国家媒体的版面上杀气腾腾叫嚣的权力者,号称有权力对十三亿人民进行“三个代表”、并且是很知道八荣八耻、到处宣扬中国梦的人，谆谆教导人民要防腐拒变的人。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社会科学院院长、教育部长一样，他们已经远远不是什么无知无识的五毛，由于上升到了国家权力的阶梯，掌管着显赫的国家级权力，他们简直就是未庄说一不二的赵太爷，是体量更大也更凶相毕露的“猪”，这些人往往很有气度，也很有来历，若说身价，当然五百毛、五千毛、五万毛、五亿毛也不止（我没进过他们家地下室，不知道被他们藏匿的人民币和是否也像我们敬爱的公仆那样数以吨计），所以网民准确地将这些人称之为“大五毛”。
大者，高也，重也，远非前述某女那样地位卑贱，把日子过得凄凄惶惶，他们与五毛党、爱国贼极为重要的区别，是你很难将他们从窃取了国家权力的掠夺政治集团那里切割出来；他们往往占据着国家权力高位，言谈话语绝不仅只是发发牢骚，而是对民众具有追逼力量的颐指气使；他们掌管着宣传舆论阵地，一言一行都经过精明算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他们的所言所行全部遵从于政治需要，有清晰的政治指向；他们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其自身就可以发力对秉持民主自由理念的人进行绞杀……你只要注意到这类人物的嗓音格外高亢、大多时候代表国家的声音就可以了。
我不评价国家的声音好还是不好，我要说的是，什么事情一旦有了国家的色彩，就说明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了国家意志的进入，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就可以划入国家事务的范畴，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是国家事务一样。既然你面对的是国家事务，难道你还天真地把鼓噪仅仅看成五毛式的喧嚣鼓噪仅仅看成喧嚣鼓噪么？毛泽东有言：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现在就把这句话用在这里。
说几句俗气话吧！
尽管权力很大的猪哼哼唧唧，俨然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维护者，更俨然社会利益的看护者，然而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你怎么知道丫没有像权力者那样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有没有豪宅呢？你怎么知道丫尊贵的猪夫人、猪娃子们是不是也盘踞在垄断国企吸食民脂民膏呢？你怎么知道猪圈地下室有没有难以计数的文玩古物呢？你怎么知道丫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深宅大院里是不是也包养着一个面目俊秀的小母猪或者中央电视台女播音员呢？你怎么知道丫在著名地产商那里是否持有巨额股份呢？你怎么知道丫是不是也把数以亿计的钱财转移到了国外呢？你怎么知道丫在北京有没有100多套房子呢？你怎么知道丫是不是早就把老婆孩子安置到了美国，丫只是一头游荡在中国大地上寻吃寻喝的“裸猪”呢？
你不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的。为什么不知道？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封闭的权力社会，权力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你知道的永远是他们愿意让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永远都是他们不愿意让你知道的——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你知道的都是他们故意让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当然也都是他们故意不让你知道的，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他们是绝对有本事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知道或者不知道还有意义么？没有意义了，确切地说，这两者早就失去了判断的意义，随着判断意义的消失，必将是你的人的意义丧失，成为所谓的物，物当然无所谓知道还是不知道，能让你丫消消停停呆在那儿就不错了，你还争他妈什么知道不知道？！更严重的是，现在不是你怎么看猪的问题，而是猪早就把你看成了猪或者其他畜生界的物种，所以才有生存权（存栏权）的说法，意思是：像你们丫这样的，凑合活着去吧！
我们看到，此类掌握国家大权的猪往往都比较有尊严，在灯光璀璨的主席台上，在保镖簇拥、吆五喝六的视察中，他们一般都很严肃，把嘴头子掩藏起来，人模狗样地向人民频频招手，看上去令人肃然起敬，而他自己则感觉良好，就像那位没穿衣服的皇帝，只有他自己不知道别人早就看清楚了他没有穿衣服，裆间那个物件早就露出来了，只是不愿意说破罢了。什么人给说破了呢？我认为不是那个不谙人事的小男孩（自由知识分子），也不是较真儿的围观民众（网络民意），而是带有宫廷政治色彩的反腐败运动。
面对在宫廷深处运行的反腐败运动，尽管无知的人和另有算计的人都欢呼说中国这下有救了，然而仍旧有人，或许出于直觉，或许出于机智，对眼前发生的所有热闹都保持着谨慎和警觉，这是因为他们经由自由民主信念确信，任何没有人民意志通过民主程序进入的国家政治过程都有可能沦为与人民利益无关的政治斗争道场，对这样的政治过程你是不能抱很大希望的。
果不其然，最近有消息说，反腐败运动重重拿起，轻轻放下，虎头蛇尾，要收口了，没有什么老老虎了，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散了散了！该干啥干啥去！这件事就这样了！于是，曾经对这件事抱很大希望的人很是失望，说：怎么就这样了呢？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其实任何事情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应该的未必会发生，不应该的未必一定会不能发生。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人民曾经认为很多事情都应该，尤其是政治改革，更是应该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杜鹃啼血一般奔走呼吁，结果如何了呢？为了推动这项事业，有人至今还身陷囹圄，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今天，这本应该发生的事情仍旧没有发生，相反，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反倒发生了，譬如人们从反腐败运动成果中触目惊心看到掠夺政治集团内部极端腐烂的情形，就连最平静的人也惊诧起来：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国家怎么成了这样？！其实细想想这同样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甚至完全无责任的庞大官僚体制，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反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2006年我曾经写作一文，题目为《把自己吃掉》，表述的是这样的观点：你是不能指望官僚系统本身约束自己的，它将无限制膨胀，先是吃掉社会，到最后它一定会把自己吃掉。10年过去了，虽然我们不能断言这个颟顸的官僚系统已经把自己吃掉了，但是反腐败成果无情地告示我们，它至少已经吃掉了自己的大半个身子（我们看到那里流淌了那么多腥臭的污血），它必将还要争分夺秒地吃下去，我们都听得到咯嘣咯嘣的咀嚼的声音。
于是有人就想了，老是说腐败分子是极少数，这是极少数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揭露腐败分子的人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是这样，那没有揭露出来的目前仍在揭露腐败分子的腐败分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不是理论、道路、制度的出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突然遇见了鬼，事情才成了这样呢？如果理论、道路、制度有问题，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思么，改革么，人民不正是这样呼吁的吗？你怎么反倒又来了个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呢？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然而事情远非“掩耳盗铃”那样简单。
“掩耳盗铃”是这个意思：一个小偷去盗取铃铛，害怕被别人听见，于是把自己的耳朵堵了起来。在这个景象中，我们固然憎恶小偷的偷窃行为，然而将心比心，我们对小偷也会生发出一种恻隐之心：不就为了那么一个不值钱的破铃铛么？费了多大的心机！但是现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这样的情景，盗窃者与偷铃铛的小偷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他们早已经把本属于人民的海量财富转移到了国外，他们借助国家垄断大肆巧取豪夺的时候根本就不必害怕被别人听见，“我就是偷了，就是抢了，你怎么着你？！”教育部长之类大五毛的一整套说词，表达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分明是明抢，就像是一个歹人公然闯进你家，挥舞着凶器叫嚣说：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全拿出来！他们根本不必避人耳目，根本不在意有没有人看到和听到，这让我很不恭敬地想起古人“窃珠者诛，窃国者侯”那句话。更要命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似乎只有一条道儿可走，那就是乖乖地把值钱的东西全拿出来，你既无法呐喊，他有一万种方法不让你发出声音；亦没有力量反抗，他们借助于国家力量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你只有妥协这一条道儿可走。
难道这时候你还认为你遭遇的仅仅是小偷小摸吗？不是，盗取你欺凌你侮辱你的是窃国窃民的江洋大盗，是挥舞着狼牙棒的土匪恶霸，是杀人于无形的阎罗厉鬼……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在这块据说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上，为什么人的位置日渐狭小，老虎、老老虎、超级老虎之类的江洋大盗、土匪恶霸、阎罗厉鬼反倒人模狗样，有恃无恐，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了呢？究竟是什么东西维系着这个世界极为反常的秩序呢？
权力，确切地说，是被江洋大盗、土匪恶霸、阎罗厉鬼窃取了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制度性原因，目前这种权力越来越具有了血亲嫡传的特点，不知道何故成为我们公仆的红二代、红三代乃至于红四代（有人谓之太子党、官二代），正在陆续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我们脚下这条莫测高深之路正在不走样（谓之“绝不改旗易帜”）地向前延伸，我们作为屁民只能卑微地蜷缩在道路两侧，徒然地看着他们脚步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信心满满地向未来进发。
谁也不能说进发不是好事情，我们全民族不是都陶醉在经济体量第二大的美景之中了么？问题是，你该如何解释反腐败案件中披露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便披露的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实呢？我们看到，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昨天还站在国家权力舞台上信誓旦旦“绝不走资本主义邪路”，“决不让西方教材进入中国大学课堂”，扮演着义正词严的高级五毛角色，今天就成为了窃取数十亿、数百亿国民财富的国贼，你究竟让我们相信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你总不能让我们认为两者全部为真或者全部为假吧？我们总得尊重一下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吧？
很不幸，他们就是要我们无视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就是要我们无条件接受他们对所有国家事务的解释，就是要我们相信鬼也不相信的说法，就是要我们在浑浑噩噩之中忘记我们自身为何物——只有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在肥猪满天飞的奇幻景象中迷迷瞪瞪不知所以，连一句为什么也问不出，非如此，他们将一天也欺蒙不下去！
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往往是政治演变的结果，是一定时期内社会历史本质的显现，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当鸡毛飞上天的时候，你必须看到导致鸡毛扶摇直上的风；同样，当猪飞上天的时候，你也必须看到是什么力量把那么沉重的家伙悠扬地抛上天空。
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把猪的诸种表现视为政治晴雨表，从它们的表现中看到政治天空的阴晴圆缺，这时候我们的视野就会宽广许多，看到被猪黑压压地遮挡了的东西，是这些东西而不是飞上天的猪，关乎着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质地和颜色，关乎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是否能够拥有最基本的人的位置——显而易见，在猪惬意逍遥的地方，人是无法站立的，除非你也匍匐下来，满足于食槽里多一杯羹，在主人的搔痒中发出舒适的呻吟。
这才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必须透过五毛党现象折射的社会政治信息，看到国家政治方向所做的调整，所发生的改变，乃至于不易被察觉的折返……如果做不到这样，我们的讨论也就真的沦为饶舌，而没有任何意义了。
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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