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些公务员2012年底突然发现自己的公务员身份不翼而飞。而更多的人多年前是在领导要求下，被迫签署了由公务员转为“参公”身份的自愿申请书。这些人的公务员身份到哪去了？
有人把王倩的身份偷走了。
2012年12月的一个早晨，她发现能够证明自己公务员身份的文件，无缘无故地在人事档案里消失了。
这一天她发现，她的考核记录也已经连续三年为空白。王倩又气又急，找街道办的领导查问此事。领导答复说，你的公务员身份在2006年就没有了，你现在的身份是“待定”。
1999年10月，王倩通过公务员考试，以成都市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2001年12月，成都市人事局文件载明：“经竞争上岗并考核合格，成都市人事局同意录用王倩为国家公务员。”但在这里工作13年后，王倩得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待定”身份。
在国家行政单位工作，身份既不是国家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工作人员”（简称“参公”），那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她的公务员身份去哪了？
王倩按程序逐级向武侯区人社局公务员管理科、人社局局长、区委办、区政府办寻求解释，得到的回复都只有一个：这是组织决定的。
公务员身份“被征用”
2013年年初，在武侯区人事局公务员管理科，王倩在为自己莫名消失的公务员身份奔走之时，遇到了有同样遭遇的梁军。
梁军曾在部队服役十六年，在1996年转业任职成都市武侯区审计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调入武侯区人民政府晋阳街道办事处工作至今。1997年、1998年、1999年梁军连续三年参加过武侯区人事局的人事工作培训，并拥有公务员资格培训合格证书。但这位在政府工作了17年的老共产党员，突然也发现自己的公务员身份没有了，变成了不明身份之人。
梁军称自己向武侯区人事局领导寻求解释，对方这样回应：“根据成都市武侯区党委要求及成都市人事局文件规定，你俩的公务员身份被征用了。”
公务员身份还能被征用，梁军当时就震惊了。梁军要求人事局负责人出示相关文件规定，对方只口头答复说：“你们两人早在2006年以前就由你们各自单位按人事局转发中组部、人事部《关于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组通（2006）27号中央文件的精神，将你两人档案身份改成‘参公’了。这在2009年就叫你们填写”自愿改为参公“的申请书。原因是给你们交代清楚了的。”
这份“自愿改为参公”申请书，武侯区13个街道办事处，有三百多名公务员“被自愿”填了。一位1996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考进的公务员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在2009年9月，他们街道办书记拿着这份自愿书，挨个找他们谈话，以不填就“降职、今后不能晋升、甚至开除”等话，强迫他和街道办其他十几名公务员签字。有不少签了字的同事感觉非常屈辱，去上级部门上访了，当时武侯区其他街道办也有不少公务员上访的现象。
但在晋阳街道办事处，一切都风平浪静。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梁军，别的街道办都上访去了，你们街道办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梁军才知道“被参公”一事，当时他还跟朋友打趣，自己是部队转业过来的，不占街道办公务员编制，街道办领导一定不会让他“被参公”。
梁军没有想到，当时的晋阳街道办领导竟然直接帮他代签了“自愿改为参公”申请书。直到好多天后，当时的领导才把他和其他13名“被参公”的公务员叫过去开会，称2006年党工委按武侯区党委指示，根据成都市人社局文件要求，一些干部的身份根据文件要求，已经改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简称“参公”），这些在2006年已经确定改为“参公”的人员，要追加补填个人自愿申请改为“参公”的申请书，并在人社局事先准备好的自愿改为“参公”的申请书上签字，梁军也在必须“自愿申请”的名单之列。
梁军回忆，这个消息一公布，许多女同事当场就哭了。王倩也称，当时书记开会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没有任何文件公示，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事也号啕大哭，“谁愿意自愿放弃公务员资格？但无能为力”。
梁军和王倩始终没有在自愿申请书上签字，“2006年已经偷偷把我们公务员身份改了，2009年才叫我们填自愿申请书，这是想方设法把2006年的违法违纪行为合法化。”梁军称。
“参公”背后的玄机
武侯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领导当时一再对这些人安抚称，转为参公后，他们待遇和未来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2005年4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实施后，开始对公务员编制进行严格规范，不少单位分配的公务员编制很少，但需要公务员做的工作却很多，于是诞生了中国特色的参公人员的事业编制。
严格意义上讲，参公人员不是公务员，编制上也非行政编制而是事业编制，但在录用、晋升、考核、离退等方面按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成都一位负责人事方面的政府人士称，参公最多只是在工资待遇上参照公务员，但是政治待遇完全不一样，不能够往行政单位上调动交流，提干晋升空间相对公务员也较小些。
该人士同时称，除非国家机构改革，把公务员改为参公需要统一政策，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分流要实行自愿原则，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搞暗箱操作，像王倩本身是国家行政编制录用的，梁军作为复退军人，政策上符合“免公开考试、不受编制限制”，都不应该强行取消其行政编制资格。
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武侯区启动了针对公务员及参公人员的登记工作，不少像王倩、梁军这样的公务员都被悄悄地改为“参公”。在王倩所在的金花桥街道办事处，64个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公务员编制只有28人（基本都是领导），参公人员19人，工勤人员7个，其他9个为部队转业或者事业单位的编制，只有王倩的身份最特殊，“待定”。
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王倩和其他18名同事一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领导“参公”了，而在梁军所在的晋阳街道办事处，亦有14人被“参公”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成都市前市委书记李春城主政期间。一位四川地方法制局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李春城主政成都期间，破格快速提拔了不少领导干部，占用了大量公务员名额。
据《新京报》一篇报道称，在随李春城来到成都之前，其妻曲松枝只是某医院勤杂人员，随后李春城升任成都市市委书记后，成都市卫生局专门设置一个科教处并以处长职位委任之，曲就此从工勤人员摇身变为国家行政编制的干部。
四川一位负责人事的干部称，关系户想进政府部门做公务员，一般的途径就是先进政府行政部门做参公，再想办法挤占别人的行政编制转为公务员，而这在中国权力部门的神经末端街道办事处尤为盛行。
成都市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内部人士透露，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不断接到关于公务员被参公的信访函，其中以武侯区的社区干部最为严重，还有干部因为暗箱操作此事而被处分，“这么搞肯定是不合理的”。
不仅仅是成都
在将梁军等人的公务员编制资格变更后，武侯区一些街道办在2007年年初就开始在内部悄悄分配这些公务员编制。
梁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上面显示：在2007年2月1日，武侯区晋阳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召开会议，审议街道公务员登记有关事宜，将郑勇等29人登记为公务员，其余人员待国家政策明确后办理，会后由党政办按规定上报区人事局、区委组织部审批。
直到2009年9月，梁军才弄明白当时的街道办对他们做了什么。他找到晋阳街道办负责人，负责人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改不了，签字吧。
王倩称，当时的区委常委甚至还打电话给她威胁说：“你如果不签字就把你调走，取消你的奖金、津贴，甚至开除你！”
2012年12月，在反复上访后，武侯区一位区委领导接待了梁军，该领导称，这些名单和决定都是2006年街道办领导一手操办的，“我现在恢复你的公务员资格，其他三百多人怎么办？”
有一段时间梁军和王倩想借助法律手段来申诉。但是在征求律师意见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这属于内部事务，应交由人事部门仲裁，法院根本不受理。连打官司的希望都破灭了，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情况发到网络上去。令他们诧异的是，此后接到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政府工作人员电话。
五一期间，一位湖南人给王倩打电话，说他在网上看到了王倩的事情，发现他们也是在2006年被强制改为参公人员，略有不同的是，改为参公后他连待遇都降了。
一名湖北科员则抱怨自己报考了公务员职位，录取后才发现编制变成了参公，当地人事局的解释是“工作失误，没办法再更改了”。
5月8日，南方周末记者给成都市武侯区区委副书记余麟发了条短信询问此事。武侯区委宣传部外宣科的负责人随即打来电话称，他们会找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应被访者要求，王倩为化名）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