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收藏： 新孙子兵法

媒体札记：新孙子兵法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为了表示对官方控制谣言定义权、注销多位民间意见领袖账号的抗议，有几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宣布要自我微博禁言，或准备翻墙转投Twitter。在他们的心灰意懒中，相信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缘于对近期意识形态风向的冷暖自知。

一个传闻是中国高校已向教师传达了“七个不要讲”精神，即不许向学生谈及“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话题。有人甚至声称，@慕容雪村之所以被销号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他出言抨击此事。

另一个打击更有公开媒体报道中的白纸黑字为证。从中共中央4月宣布开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时起，一些自由民主派日益认定习近平正在重归“延安整风”老路，而这绝非他们曾经期望的新政。光明日报5月7日所刊登的《“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则更加重了他们的焦虑。

说起来，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的宣言，早在年初即已通过新华社电稿布告天下。是习近平1月5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但在3个月后，由中共排名第二的喉舌报纸再行解读，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署名的这篇长文，强调“‘两个不能否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两个不能否定’进一步明确了维护党的历史、巩固党执政根基的重点问题”、“‘两个不能否定’是进一步统一对党的历史的认知，把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基础。”

对那些正因为茅于轼所受抗议而感到气愤郁结的人们来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说法，则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是大非。

@贺卫方起身抗议。前一天，这位北大法学院教授刚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越来越保守”和“政法工作极不自信的高压维稳短期行为”这两股势力给出评语——“要害还是笔杆子和枪杆子”，5月8日一早，即可看着光明日报的解读长文，直言“想不通”：“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决议彻底否定，何以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说？连那十年都不扣除？谁都清楚，如依照毛的路线和理论，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结了文革，告别了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种人为的‘前后统一’就是否定改革开放。”

强调习近平说的是“两个不能否定”，@司马南当然要批评贺教授以偏概全，更定义对方及其“海外内的战友们”，“已经彻底绝望了……一切都公开化了，习已然成为他们瞄准的靶心”。

其实，@贺卫方保卫改革开放的时候还算是贴出了邓小平的画像。@赵楚更加决绝：“后30年，前30年，前前30年，90年历史本身都是需要彻底否定的，这是这个民族和国家赢得未来的唯一前提，也是假如执政者想赢得未来的唯一途径。后30年的些许改变正是建立在部分否定前30的基础上，而前前30年孕育的理论、制度和模式则决定了前后30年一以贯之的邪恶和败坏”。

在@王晓渔看来，就算是另一场纪念，也不过是虚妄的庆祝：“35年前的今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遗憾的是，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最终由政治人物一锤定音，确定标准答案，思想讨论成为思想路线问题和政治问题。权力决定真理的标准，并且是唯一标准，这不是思想解放，是以吏为师，‘别黑白而定一尊’。”

正巧，实名认证的@光明日报记者袁于飞此时又给异议者留下了一个话柄。他起初是在强调公园、菜市场里展现出的安居乐业景象，嘲笑那些公知整日宣扬“中国人都被奴役”：“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你能代表他们追求什么？”

但当袁记者发现自己被微博跟帖者反唇相讥时，他12日怒而留言：“光明日报即便只有习总一个读者，就足够了；新闻联播里的那种生活，正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

这下炸了锅。一心要看喉舌笑话的人们坏笑着夸奖袁于飞“说出了实话”，并就此将光明日报比作了当年特供给袁世凯的顺天时报。就算@光明日报记者袁于飞此后删去相关留言，并进而在当天子夜宣布退出微博，也并不能阻止他的这番豪言壮语被异议者截屏作为笑柄传阅。

自有红旗文稿杂志接过红旗。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附属刊物，这期红旗文稿因为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而从领导干部的办公桌上走向网络舆论场。

正如文章标题所示，李副院长也是要为习近平讲话提供注解。在人民网下属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转载页面上，编辑为以下段落加粗：“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毛泽东根本不会搞经济建设，只会搞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误解……一是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五是排除种种干扰加入联合国……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根据李慎明所言，正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才取得了上述6项成就，而这也是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对毛泽东治国能力的这种评价角度，与右派知识分子占据优势的民间舆论场可谓天壤之别。近20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在互相启蒙交流中开始反思、批判曾经的“人民救星”，邓小平所主持的“三七开”结论甚至都已不能填平愤怒，激烈者直斥毛泽东为“昏君“、“暴君”。在他们否定毛泽东的征途中，茅于轼就是精神领袖之一，所以，当这位经济学家遭遇左派抗议之时，不仅网络追随者纷纷反击，连一些理论上仍有“把关人”的市场化媒体也勇于通过倡导辩论风度的角度加以声援。

李慎明现在就是要通过红旗文稿告诉茅于轼的追随者，“说毛泽东一无是处是别有用心”。他自称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吃过草籽和榆树皮，但自认“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不能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甚至别有所图。”

接下来，文章更是以斯大林、列宁被敌对势力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抹黑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教训为鉴，为毛泽东另一项被反对者时时提及的罪状翻案：“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无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没有处死一个，却全部被描述成“血淋淋”的，地球人都知道。”

再将李志绥那本《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等斥为“完全的杜撰”，李慎明强调“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枪”：“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恰当应对。能否恰当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国际资本操纵的对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攻击，这对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抵御他们的西化、分化，以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社科院副院长：说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是误解”、“社科院副院长：说毛泽东一无是处是别有用心”等为题，李慎明的这篇文章昨天被新浪搜狐网易凤凰集体首页展示。

稍晚，更有一篇《媒体不能照搬“阿拉伯之春”等词汇》附于下方，是门户编辑从湖北日报头版发现了一篇中央老领导、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的考察记。

退居二线之前，李铁映正是李慎明的老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稿件写道：“李铁映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媒体功能，有着深刻研究。在与记者编辑交谈时，他说……要注重掌握话语权，善于驳斥荒谬之论。国际上有人为了搞乱阿拉伯地区，造个词叫‘阿拉伯之春’，其实是阿拉伯混战。还有什么‘颜色革命’之类。媒体如果照搬，就会误导读者。”

两位中共智囊机构领导人几乎同时发声，再加上“七不讲”传闻与光明日报所刊文稿，令敏感的时局观察者愈发相信，这是一盘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棋。由国信办出面的打击造谣传谣，只是先声。

按照宋志标在其微信“旧闻评论”的分析，即便是罗昌平此番赢定对刘铁男的举报，也不过是因为他“背后有人”，“很能给人中纪委在折冲宣传系”的想象”。因为，熟悉媒体背景者皆知，罗昌平所供职之财经杂志，与现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素有渊源，5个多月前举报之初，即颇有对其间政治后台角力的揣测。再加上此前同属财经旗下的LENS杂志因为揭发劳教丑闻的《走出马三家》报道而被认定假新闻并停刊，宋志标倾向于认为，中纪委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点公开处置刘铁男，就是所谓“折冲”。

中南海顶层政治的云诡波谲，终归不可为外人道也。管中窥豹者眼光向下，另有新发现。

月初，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卓棣获任广西百色平果副县长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扩散开来，经由云南信息报5月3日公开刊登，甚至新华网亦曾将之推至首页展示。

百色正是当年邓小平领导起义之地。政治分析人士相信，邓卓棣之所以被安排“重返革命根据地”，正是想要借助爷爷光环、赋予接力象征。再加上叶剑英曾孙叶仲豪在上月末被宣布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十七大代表的消息，@简直已经可以宣布自己早前提出的“云世袭”概念大获成功。

微博论坛上对邓卓棣、叶仲豪“世袭罔替”的吐槽固然热闹，但那总归还是自媒体空间的议论。是凤凰网昨日勇于刊出首页专题《新“孙子”兵法》，将正式媒体的报道尺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邓小平孙子邓卓棣任职百色平果县副县长，毛泽东外孙孔继宁与朱德外孙刘建‘井冈山会师’，尼克松外孙克里斯托弗·尼克松·考克斯携夫人重温‘中美破冰之旅’。近期，前国家领导人孙子辈们的新闻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时光荏苒，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的孙子们已走到前台，各自上演着新‘孙子’兵法”——以此作为编者按，这家门户还加上了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的财富故事：“5月9日，新财富杂志发布新一届新财富500富人榜。泰康人寿董事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的创始人陈东升与毛泽东的外孙女孔冬梅夫妻二人以50亿元财富位列第242位，‘毛家清贫，后人不经商’的传统就此打破。”

上周三，上海商报副总编辑@陈季冰正是举着“孔冬梅女士的光荣致富”的报道，嘲笑这“会不会让毛粉们产生一种受到背叛的痛彻心肺感”。不过，解放日报可不能这样忤逆，这份上海市委机关报还是选择批评一下基层官员里的“世袭”现象吧，毕竟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只‘麻雀’”。

凌河署名，昨晨呼吁《还是“说清楚”为好》：“沸扬的上周里头，最沸扬的热点，莫过于几条‘官闻’。27岁的副县长、33岁的副市长，岂但是因为‘80后’的年轻，又都是‘将门之子（女）’，所以人们有质疑，有联想，网上的话，甚至说得很难听。其实就在上周，27岁的湘潭县副县长徐韬已经被提名免职，降一级安排，然而舆论为什么仍然不依不饶——说是‘没有说清楚’，徐韬的提拔，到底有多大问题，也要对他负责啊，至少不能冤枉他。仅仅因为‘27岁’，或者因为舆论太火，扛不住，就要摘掉他的乌纱帽，似乎也没有道理呀！如果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也‘没有说清楚’。”

正好，此时各大门户首页正有注脚，来自法制晚报：《记者盘点18名“火箭提拔”官员，六成“火箭官员”家人也当官》。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