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ie Sparham/Focus Features
凯拉·奈特利(Keira Knightley)出演由 乔·怀特导演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同名女主角。
忠贞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拿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来说吧，这位列奥·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同名巨著的女主人公，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幸福，地位显赫的丈夫、性情温和的小儿子以及她在圣彼得堡最上流社会中无懈可击的地位，直到她遇上一位雄赳赳的骑兵军官，她为他放弃了这一切。和她那个圈子里的其他受人尊敬的女性不一样的是，她的不忠并不是随随便便或者偷偷摸摸的，而是无助的、迫切的，有着骇人的炽烈；她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着迷。通常来说，许多曾经试图将安娜的故事搬上银幕的导演所刻画的不忠并不是这样的。一部如此长度（超过900页）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之错综复杂和一部大概有两个小时的大片是很难匹配的；有不理想的地方在所难免，甚至彻底背叛原著都是很有可能的。
借用小说那句著名的开篇：每一部改拍自《安娜·卡列尼娜》的电影都是“不忠”的，不忠的方式各有不同。
Museum of Modern Art
葛丽泰·嘉宝和约翰·吉尔伯特在1927年的改编无声版本中。
Keith Hamshere/Icon Distribution
1997年，苏菲·玛索和肖恩·宾。
Hulton Archive, via Getty Images
1948年版中的费雯·丽（赛尔吉由帕特里克·斯基普威思Patrick Skipwith饰演）
Colgems Productions / Everett Collection
杰奎琳·比塞特和克里斯托弗·里夫在1985年的电视版本中。
Mosfilm/Photofest
Vasili Lanovoy 和 Tatyana Samojlova 在1967年的苏维埃改编版中。
乔·怀特(Joe Wright)是最新的一位进行勇敢尝试的导演，在近日一次电话访谈中，他对之前的电影做出了直率的评价：“这通常被看做是一个伟大的浪漫爱情故事，安娜是其中的殉道者，家长制社会的受害者，而对我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对此我真的感到震惊，同时也颇为不齿。”然后他更加直率地说：“人们完全扭曲了托尔斯泰写这本书的意思，而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利润，你知道吗？”
对于《安娜·卡列尼娜》（11月16日北美上映），一部舞台剧式的大胆改编，他说：“我想说出托尔斯泰想说的故事。”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怀特先生选择不具体谈他所认为的故事是什么，想必也是明智之举。改编任何一部如《安娜·卡列尼娜》这样沉重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找对感情基调。但怀特先生和编剧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决定，即不将安娜（凯拉·奈特利Keira Knightley饰演）和她的爱人，阿列克谢·渥伦斯基伯爵(亚伦·泰勒-约翰逊Aaron Taylor-Johnson饰演)这对苦命鸳鸯处理成伟大的爱情，起码是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
对于电影人来说，这本书的问题（除了它的长度以外）在于，它的故事本身很容易成为一个浪漫的错误。只要稍加修改，《安娜·卡列尼娜》就能符合一种典型的、一度是万无一失的电影类型模板——“女人片”。在那些情节剧中，贯穿始终的重点在于女主人公所承受的痛苦——被男人或者不知感恩的子女或者整个社会折磨，而归根结底，无一例外，都是被命运折磨。仿佛有一个巨大的阴谋阻止她得到幸福：如果一个女人胆敢爱得太深，就像安娜对渥伦斯基，神灵就会让她一脚踏空。
小说最出名的电影改编，即由克拉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导演的1935年版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案。女主角是正处在职业生涯巅峰的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虽然布朗的导演十分高雅，而且弗雷德里克·马奇(Fredric March)也演出了一个恰到好处、热情的渥伦斯基，这部电影还是成了一个高级催泪弹——这很明显就是制片厂米高梅想要的。这个制片厂赖以成名的价值观，通常是艳俗和忘乎所以的轻佻。尤其喧宾夺主的是嘉宝的服装。外衣太多摺边且装饰过多，而帽子更是惊人；当安娜观看渥伦斯基参加的一次赛马时，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在肯塔基赛马大会上的南方淑女(Southern belle)。（在这个版本里，你可能会以为渥伦斯基的马的名字，Frou-Frou形容丝绸等织物发出的摩擦声，可引申为装饰华丽的穿着风格。——译注，是在向他的爱人的穿着风格表示敬意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嘉宝的确彻底将厌世的样子变成了一门艺术，但她在电影中的表演则感觉奇怪地心不在焉：又一个她在《大饭店》（Grand Hotel，1932）中的“我像一个人呆着”(“I vant to be alone” )式角色的变形。而安娜，说她想要什么都行，至少有一样东西是肯定不想要的——无论什么时候，用什么口音——那就是一个人呆着。也许嘉宝之所以显得那么疲倦，是因为她已经演过这个角色，那是在一部1927年的默片《爱情(Love)》中，导演是爱德芒德·古尔丁(Edmund Goulding)，她在里面要活泼的多。她当时只有22岁——对有一个8岁儿子的安娜来说过于年轻了——但她在那时便具有一种天然的庄严，使她可以顺利地扮演一位年龄较大的女性，而她实际上的年轻赋予了角色所需要的激情；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爱人， 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在试镜过程中扮演渥伦斯基，也许也帮了她一个忙。
《爱情》本身是颇受人耻笑的，它身上背着一个红字般的奇耻大辱——史上唯一一部大团圆结局的《安娜·卡列尼娜》电影。（在欧洲放映的是忠实于小说的结尾，但不幸的是，目前市面上的DVD，全部采用了欢天喜地的美国版。）同样，它也用了几近毁灭性地手段，将故事砍成渥伦斯基、安娜和她的丈夫——阿列克谢·卡列宁之间的三角关系，完全将主要人物康斯坦丁·列文排除在外。列文是一个哲学家般的乡下地主，他的故事——基本上也是关于爱情——几乎占了半本小说。 怀特先生认为，没有了列文的故事，“安娜的故事看上去完全没道理——或者充其量就是一种极其贫乏的道理。”
新的《安娜·卡列尼娜》并没有忘记列文（多姆纳尔·格里森Domhnall Gleeson饰演），或者视其为不便的、有点莫名其妙的小人物，虽然这种接纳真的并不是一种创新。由亚历山大·扎尔赫依(Aleksandr Zarkhi)导演的1967年俄国版是有头脑的，给了列文很大的空间，而且对他的处理实际上比对渥伦斯基要更加公道（在这部苏维埃的改编版本中，渥伦斯基被刻画成一个意志软弱的贵族）。尽管如此，列文的戏份并不是成功的保证。柏纳德·罗斯(Bernard Rose)导演的苍白无力的1997年版——带有几分傲慢地起名《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Leo Tolstoy’s Anna Karenina)——太在乎列文了，竟然让这位乡村绅士为整部电影配旁白。这个决定应许是在影片剪辑时做出的，因为摄制者们意识到他们的安娜——撅着嘴的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了无生趣，那可是致命的。
怀特先生与斯托帕德先生完全理解列文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被戴绿帽子的卡列宁需要用许多细节去刻画。他们的卡列宁扮演者裘德·洛(Jude Law)想必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拉尔夫·理查德森(Ralph Richardson)对这个角色的出色演绎—— 在朱利恩·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导演的1948年版《安娜·卡列尼娜》里。（由费雯·丽饰演反复无常的安娜，以及亨利·阿勒岗Henri Alekan令人陶醉的摄影，那部电影总的来说是众多早期版本中最好的，甚至基隆·摩尔Kieron Moore扮演的笨蛋渥伦斯基都没有能够拉低其水准。）但怀特先生，用他的话说是“过了好久”才意识到，只有这点是不够的，因此他像女主人公一样，一头扎进了未知的世界。
“这种感觉已经有一阵了，”他说，“我觉得现实主义的传统过于拘泥于事物的表面，而我发现托尔斯泰小说的魅力在于人物脑海中画面的扭曲和转变。我想找到一种表达的方式，更加适合传达出这种体验。”所以，在《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2005年）和《赎罪(Atonement)》（2007年）中他选择的自然主义手法，这次被他弃用了。他转向了情节的风格化，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场景搬上了一个装饰华丽却有点破败的剧院舞台，就好像他的演员们正在表演一场戏剧。相反，只有列文的一系列乡村生活才是实景拍摄的。“在做俄罗斯戏剧方面的案头工作时，”他说，“我对梅耶荷德十分着迷。”——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一位20世纪早期的先锋派戏剧导演，1940年被斯大林处决——“他说的某些东西深深打动了我：仿效某种风格的正确做法是减法，而不是增加，也就是说要去掉表面，努力达到本质。”
在表面上看，怀特先生非自然主义的舞台拍摄，是对托尔斯泰小说——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丰碑之一——的一种公然的背离。观众将自己判断这样的风格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故事的力量，但毫无疑问的是，去掉某一些“装饰”会对情节的发展形成一种加速效果，并且在某些程度上，使得更多的小说人物的场景可以出现在屏幕上。（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总是越多越好。）“我们这么做，”怀特先生说，“的确能让影片在节奏上显得更经济。”他解释道：“马车在宫殿前停下这样的镜头是没必要的，而实际上这类非常昂贵的镜头通常都与人物性格的表现没有太大关系。”
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部如此为人所熟知、毋庸置疑地伟大、且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的文学作品，当我们面对又一部改编时，免不了要成为一种鉴赏活动。这就好像观众们去看芭蕾、歌剧、古典音乐和莎士比亚演出一样，非常自然。虽然在电影院当中可能感觉有点不同，就好像我们最好的鉴别，就是比较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和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谁演的邦德(James Bond)更好。（顺便说一句， 在另一部已经被忘记的1961年BBC改编剧中 ，康纳利先生曾饰演了一流的渥伦斯基对手克莱尔·布鲁姆。）但是，如果你喜爱一本小说，你会希望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会与你的记忆相符，所以你忍不住地就在所有的这些安娜、渥伦斯基、卡列宁和列文当中做比较，并用这些年你所坚信的、并在想象的剧场中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安娜·卡列尼娜》来衡量这一切。
观众与《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部小说的关系就像一场漫长的婚姻。任何改编电影和它的文学来源的关系更像是一个激情的冲动，一个黑夜航船般的时刻。当耐心的散文式的小说遇到了火花四散，诗意横流的电影，互相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某些东西，并决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要在一起。就如同怀特先生在他充满热情的新《安娜·卡列尼娜》中试图保持对原著的忠诚一样，在这样的恋情中，忠贞是脆弱而有限的。 他说， 安娜和渥伦斯基的悲惨故事，“不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更像一个伟大的爱欲故事。”而且，虽然他并没有说出来，任何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都可以那么理解。当然，各有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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