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安迪 报道 2012年11月06日
中国广州——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构十年一次的席位争夺战已经进入最后几天，备受争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当中，有许多仍在急切地注视南方的广东省，希望该省的最高官员能够赢得众人觊觎的中央领导席位。毗邻香港的广东省，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出口中心。
该省省委书记汪洋已经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因为他谴责“既得利益”，宣扬个人幸福高于政党特权。最近几周，汪洋的前景已经变得黯淡，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改革派当中最能与毫无个性的技术官僚和保守派候选人相抗衡的人选，后面这些人很可能会控制拥有无上权力、主宰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然而，汪洋追随者的焦虑已经加重，因为温家宝总理即将退休，后者经常发表支持民主的宣言，由此受到了自由派梦想者的欢迎，尽管他在位10年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他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空谈。
广州中山大学公共事务教授肖滨表示，“汪洋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派寄托期望和希望的主要载体。”广州是广东省省会。
虽然汪洋或多或少是一个政治变色龙，但他已经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半开明治理倡导者的旗手，在这些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大致与前对手薄熙来在新左派人士心目当中的地位相同，后者倒台之前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得到了渴望回归毛式民粹主义的新左派人士的拥护。
薄熙来已经因为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以及性丑闻而被免职，汪洋则依然是中国少有的魅力非凡的政治人物。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中国政治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表示，“哪个人进或者不进常委会，一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幕后操作，但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们还不曾如此关注一个人的前景。”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由九人掌控的常委会很可能会在周四开始的党代会期间缩减至七人。即将分别担任主席和总理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占去两个席位，包括86岁的退休主席江泽民在内的共产党权力掮客正在苦苦地暗中较量，争夺剩余的几个席位。
虽然人们认为汪洋这次不太可能进入核心领导层，但也有一些消息人士表示，57岁的汪洋仍然会在下一届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担任副总理，而且非常可能会在2017年的下一轮新老交替过程当中进入常委会。
现任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的汪洋是终生追随共产党的坚定分子，不能与西式的自由主义者混为一谈。他并不呼吁自由选举，也很少远离北京方面设定的议程。但当党组织铁腕实施新闻媒体审查、压制农村抗议活动以及民众对社会公平的种种要求时，汪洋却站出来赞扬政治自由化以及美式个人主义的优点。
他在今年年初表示，“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意识。”
汪洋因其温和的微笑，拒绝像党内元老们一样将灰白的头发染成乌黑而闻名。他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喜欢说类似民谚的话语，有时候会将目标对准共产党的精英阶层。自从2007年就任广东省委书记以来，他一直号召省级官员公布自己的资产，并且要求政府部门通过新浪微博（中国广受欢迎的微博平台）与民众交流。
近期，汪洋多次访问新加坡。6月，在结束一次访问回到广东后，汪洋赞扬了新加坡手法温和的极权统治。“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他说，“那就会像温水煮青蛙。”
去年，汪洋在渔村乌坎的抗议事件当中显示了他冷静处理危机的本事：他命令防暴警察离开，罢免了乌坎那些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官员，并允许村民自行选举新的领导班子。
人们经常把汪洋和薄熙来相提并论，因为薄熙来也曾经成功地游走于党的固有体制和政治独行侠之间的狭小空间，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如此。他们的争斗体现为对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最突出的表现是关于蛋糕的隐喻，蛋糕在这里指的是中国的财富。薄熙来认为，应该把蛋糕切开，进行更公平地分配；汪洋则坚称，首先应该把蛋糕做大。
汪洋和薄熙来都拥有强硬的个人作风和自我推销的本能，都是共产党内的争议人物，因为共产党期望自己的领导人都是唯唯诺诺的体制工具。
汪洋的办公室拒绝让他接受采访。但是，一些党内知情人士曾跟踪研究汪洋的职业生涯，包括他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那段政绩平平的时光。他们说，汪洋的改革派身份被夸大了。他曾多次回避人们对更大胆变革的期望，尽管这是他自己提倡的东西，甚至连他的忠实支持者也承认，汪洋打击腐败、削减特权阶层权力以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的承诺充其量也只收到了一些好坏掺半的效果。
“雷声大，雨点小，”学者肖滨说。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自己是汪洋的崇拜者。
汪洋最大胆的一些构想，比如将广东的支柱由廉价商品出口转变为环保的创新产业，最终化为了泡影。批评人士说，同时，他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使用铁腕手段，以便达到一个实用的目的，让远在北方的领导者们更加看重自己，因为他的政治前途掌握在那些人手中。
他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反腐败运动，致使许多人遭到逮捕，更让人警惕的是，他还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加大了审查的力度。活动人士指出，近期大量对非法占用土地的抗议活动最终都以暴力收尾，由此看来，汪洋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乌坎事件的决定似乎只是昙花一现。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汪洋只是适应了广州那种更加自由的社会氛围，广东在这方面受到了香港的深刻影响，后者曾是英国殖民地，现在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长期以来，广东的工厂一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如今，拥有1亿人口的广东已经成了中国所承受的社会和经济压力的风向标。
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及其盟友在这里成功地推行了自由市场试验。1992年，邓小平重返此地，象征性地对那些威胁他改革进程的党内保守派进行了回击。
“这里的人都为广东的进步特质而感到自豪，”广东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丁力说。“我们也感到高兴，因为我们远离北京，受到的控制最少。”
除了一些精简繁琐手续和庞大官僚机构的试验性项目之外，汪洋最突出的政绩就是放宽了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这些改变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性的民间社团。
但是，这些改革似乎还伴随着一些警告。深圳的劳工维权人士称，地方政府官员一直在跟踪他们，并且反对他们的工作。他们说，那些官员已经迫使七个类似组织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地点。
46岁的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不久之前才结束五年的刑期，他说，“他的话说得好听，但却都是空话。”
分析人士称，如果汪洋没能成功进入常委会，那就说明即将卸任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党内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开始减退，温家宝是立场最鲜明的汪洋支持者之一。
汪洋也很有可能因为年纪较轻而得不到升迁。如果现在当选，他就有可能史无前例地在常委会任满三个五年。在一些党内元老看来，汪洋显然会由此获得积聚过大权力的机会。
目前，那些把汪洋当作英雄的城市知识分子和权利遭到剥夺的农民只能在焦灼之中揣测。包括48岁的广东维权律师刘正清在内的许多人都非常清楚，汪洋很可能只是一个披着自由派外衣的政治投机分子。
“我承认，汪洋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刘正清说，“但是，跟其他领导人相比，他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Patrick Zu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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