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

阅收藏:闵良臣:纪念周有光:不能让人“要死了”才敢于说真话

via 中国数字时代

2010年12月15日,中华文化促进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和香港凤凰卫视向周有光等11位人士授予了“2010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文促会名誉主席许嘉璐在大会上作了发言,题为《学习周老:真理比生命更重要》。

 许先生可以这样说,可像我这种无知无识的小字辈怕是连学习的资格都未必有。

 自打在网站上读过周有光先生一些文章,特别是读了他的《朝闻道集》后,一直想做点文字。后来看到周先生在接受非商业性质的电子刊物《独立阅读》的灵子采访时说出的一句话,即“我105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见2010年4月号《独立阅读》),自己的心就隐隐作痛:中国人,是什么造成要让人们等到要死了才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呢?像这样一种情形,我们的社会又能有多大生机呢?

 我们知道,近些年在中国出现一个近乎奇特的现象,这就是有不少比较有资格的老人都表现出了“两头真”,就连耄耋人瑞周有光老人也这么认为,并作了解释:“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而如果将去世和在世的都算上,中国像他这样“两头真”的长者有很多很多,比如像已经去世的韦君宜、李慎之、谢韬、李普等,在世的有李锐、钟沛璋、辛子陵等。他们都是值得世人尊敬的老者。

 真正关注周先生,是在读了他的《朝闻道集》后。后来不仅读到李锐、于友、韩三洲等人的文章,还读到多家媒体对他的采访,像独立阅读、南风窗、新周刊、炎黄春秋等,而周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出不少很精彩很有远见卓识的话。

 因为太喜欢了,就容我抄一些吧。

 周先生在接受《独立阅读》采访时,说出不少对我而言要算是“新思想”“新观念”:“台湾的宋楚瑜来大陆,在北大讲到均富,他讲错了。这是共富,不是均富。均富是一种平均主义,大家要平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共富是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学不是道德学,讲道德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讲道德,大大饿死了。历史是不讲道德的,我们都是野兽变来的,都是人吃人的啊。”

 当采访者问到“政治方面的发展”这个话题,周有光说:“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比如伊朗,有君权国家,就是专制制度,比如中国,有民权国家,像欧美。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从政治发展来看,伊朗是一万年以前的国家。”由周先生说的由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推算,那么,我很想知道,像君权,也就是专制制度的国家离民权国家又相差多少年呢?

 周先生在《朝闻道集》里的一篇文章中说:“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我觉得周先生有点过于乐观了,我看不出某些国家的演进或叫竞赛。

 在同一篇采访中,周先生还说出许多精彩,比如:“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就错了。马克思说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多,所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工厂里面后来没有工人了。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三个工程师,玻璃墙后面都是自动化作业。后来我又在美国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在夏威夷,一个农场只看到五个人,都是机械运作。这是马克思不能预料到的。再比如,股票制度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工厂里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买的,工人做了老板,自己又被剥削又是剥削人的,事情就复杂了。”

 又说,“俄罗斯的学者已经有这样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一战以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到二战是中级阶段,二战之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去世太早(注:1883年去世),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部分,因此《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否定,从实践上也被否定了。但是我们这里还在捧他,因为我们的旗帜不能拿下来。”

 当采访者问道:“按照您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周先生是这样回答的:“凡是专制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要民主。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民主,不过我是乐观主义者,事情是慢慢来的,不要着急嘛。我在外国常常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慢,我说中国有五千年,你们只有两百年,所以你们着急我们不着急,急也没办法。……我们说‘搞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外国人就笑话,你们不是参加了世贸组织吗,哪里来的两个市场经济呢?可是我们要这样讲,安慰自己嘛。”

 “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老了要死,一样的道理。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我们跑在后面,好处是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外国的研究说我们进入民主社会,最快需要三十年,最慢是一百五十年。为什么是一百五十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到现在就是一百五十年。可是假设我们能走得快,三十年也行。”而波兰团结工会领袖,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2010年10月谈到某一事件时说,“中国是一个应该受到尊重的大国,但她也必须遵守全世界共同遵守的标准和价值。”

 因为周先生的“发言”太精彩了,读他接受一次采访所说的话,即使像我这种不会做文章的东西也可抄成一篇文章。不过我这里主要还是想谈几句自己读《朝闻道集》的读后感。

 现在知道,即使不算出版那么多有关语文、拼音学术之类的书,周先生的杂文随笔集也出有几本了,比如《现代文化的冲击波》、《百岁新稿》、《见闻随笔》、《学思集》等,可惜,自己孤陋寡闻,除了在互联网上散读的一些外,只读过他这一本《朝闻道集》。

 正因为不仅觉得周先生说得好,而且好得不得了,一本《朝闻道集》,翻看一遍又一遍,其中有些文章更是读过多遍,所以如果不写几句读后感,不说对不起作者,似乎也对不起自己。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要说了:能有多好呢?那就容我先引别人的话来作个见证吧。已经也是耄耋老人、原《群言》杂志主编于友先生在2010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读周有光〈朝闻道集〉笔记》,他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么一句话:“可以说,《朝闻道集》确实为读者打开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天地,我将把它当做反复阅读的“座右铭”。

 能为读者打开一个“认识世界的新天地”的一本书,这在今天,实在难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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