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学编程的时候，那个十四岁的少年曾经有一个梦想：未来有一天，我能用我编写的软件统治世界。现在，随着IT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软件统治世界”已经由不着边际的幻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未来可能性。对于这个软件与网络构建的新世界，人类曾经充满美好的构想。John Perry Barlow在1996年的EFF论坛发布的《网络社会独立宣言》中这样说道：“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可加入，不存在因种族、经济实力、武力或出生地点造成的特权或偏见。”我们曾经满心希望，数字化技术将消泯物理世界的隔阂与不公，给我们带来一个天下大同的美好未来。
然而20年后，互联网似乎并没有循着我们的期望发展。《与机器赛跑》一书引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指出，自1999年以来，尽管GDP有明显增长，家庭收入中位数却停滞不前。换句话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并没有惠及普罗大众。相反，我们在全球范围看到了机器取代劳动者、并造成结构性失业的趋势。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人口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增加了3000万，但就业机会几乎没有增加，于是就业率从2000年的64%跌至不到58%。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普通人的就业不随GDP上升，而这正是IT科技发展的直接结果。
与此同时，掌握科技的少数人、少数企业很可能凭借自己对技术的垄断作恶，把这个数字化、网络化的未来变成一个邪恶黑暗的世界。尤其以下几种科技作恶的方式，值得引起警惕。
逃避社会责任
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分享经济业态不仅让我们见识了花样百出的促销，也让我们见识了一种新奇的逻辑：好像只要把生意搬到互联网上去销售，企业就可以不必为之纳税。2013年，纽约市政府对AirBnb的用户Nigel Warren处以总计约7千美元罚款，从而认定AirBnb根本的业务模式——短期租房——为非法。甚至在AirBnb大本营的旧金山市，短期出租公寓在很长时间内也属于非法行为。究其原因，就在于AirBnb运营的短租房业务实质上提供了酒店的服务，也收取了相当于酒店的费用，却没有承担酒店行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仅就酒店税一项，AirBnb拖欠旧金山市的税款据估计一度高达2500万美元。
互联网企业频频以“去中介化”的方式颠覆传统行业。然而在颠覆了低效、低质量的传统中介之后，互联网企业立即建立垄断力更强的“赛博中介”，在快速占领市场、形成实际上的垄断之后，就开始单方面修改与司机之间的协议。例如一位西雅图的司机透露，优步最初以每小时25美元收入吸引他加盟，最后他的收入却一路降低到了每小时2.64美元。
在攫取收益的同时，这些互联网企业常常拒绝对为他们工作的劳动者承担责任。举例来说，尽管出租车司机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者被谋杀的几率高20倍以上。然而Uber和Lyft等提供分享租车服务的公司却拒绝为司机提供任何保障。另一方面，当司机对乘客施以暴力、甚至当街开枪杀人，优步只是坚称其针对司机的背景调查“非常可靠”，同样拒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肆无忌惮猥亵女乘客的司机，滴滴只是“承诺对司机永久封号，并给了这位女乘客10元顺风车优惠券作为赔偿”。劳动者社会保障的缺失同样严重。在国内，我们看到一些分享经济“平台”以“解放手艺人”、“实现财务、时间、心灵三大自由”等口号吸引劳动者，却并不提供国家明文规定的劳动保障。
这些企业有一个常见的逻辑：他们提供的只是“平台”，在平台上提供服务的劳动者并非企业的雇员，因此平台也无需对服务提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负责。然而随着平台垄断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实际上已经在为某个或一两个平台全职工作。例如一个针对美国网租车司机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司机服务于Uber和Lyft两家平台。当劳动者实际上全职为一家公司服务，再用“平台”的说辞拒绝承认劳动雇佣关系，就纯粹是企业转移风险的手段：将收入不稳定、不可逆转的资本投入、潜在的犯罪、突发事件的风险都转嫁到了个人身上。
屏蔽大众的声音
为了刺激城市白领消费，我们的网络信息空间着力塑造城市白领“中产阶级”的理想生活状态，从而营造了一种城市白领专业人士的生活水平属于社会中等、与大多数人相当的错觉。实际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281元。据某不具名税务工作者的非官方估计，个人月可支配收入5000元以上就属于前10%的高收入者，个人月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可能属于前1%的高收入者。从这个意义上，网络信息空间营造的“中产阶级”形象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人群。据Schradie的数据，美国网民中只有不到30%参与网络内容生产，其中大部分（21%）又是以社交网络的形式，以博客等形式产出较为严肃的内容的人数仅占8%。不难想象，这个真正生产内容的精英人群，正是这个高教育程度、高收入的人群。内容产生者的集中，也加强了这个人群“大多数”的错觉。
当这些高教育水平、高收入人群自认为是社会的“大多数”，这种印象就会影响公众议题的设置。例如雾霾问题近几年成了万众瞩目的环境议题，似乎雾霾就是中国最严重、最急切的环境问题。然而正如评论者指出的：
作为众多环境污染问题之一，雾霾之所以会被大家如此重视，作为优先级被选中、被讨论，完全是因为雾霾触犯到了生活在城市中、掌握舆论话语主权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虽然，雾霾的危害并不仅面向中产阶级，但它却是身在城市空间中的中产阶级最看得见且关切的污染。而对于身处农村空间中的底层穷苦百姓而言，土壤和水是直接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相比于蓝天，干净的土壤和水更有用处。
作为人口主体的工人、农民，他们的诉求无法被提出，只能作为城市白领诉求的附属。当城市白领的诉求与工农的诉求相冲突时，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怪象：打着“大众”的名义提出的诉求与大众的利益根本违背。教育改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不断滑落，当农村学生考上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的几率只有城市学生的1/8、考上顶尖大学的几率只有1/21，在教育领域年年被提出的议题却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当作为高收入阶层的知识分子、城市白领占据“中产”的地位，真正的“大众”就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被噤声了。
斯皮瓦克问“底层人能说话吗”，而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大多数的工农阶层都不能说话。这个现状与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不无关系。正如邱林川指出的，从寻呼机，到小灵通，到功能机，到短信……中国信息技术的升级换代从来不是为了用户的便利，而是为了创造更大的利润。为了兑现利润，信息技术的提供者不仅尽快下线旧技术，而且通过“中产阶级”的传播空间制造对新技术的渴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仅仅被视为消费的主体而存在。网吧的发展历程很能折射这样一个状况：当年的天宇网吧还承担了社区网络接入和信息技术教育的作用，而自从蓝极速网吧大火以后，网吧就完全成了吸引消费、令人成瘾的一种工具。
制造i奴
网游、页游吸引着众多年轻的农民和工人。据新浪游戏调查，不少富士康工人把大半休息时间花在游戏上，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省钱的娱乐方式”。他们“日复一日地玩着游戏并不是因为它多有趣，而是单纯的‘不知道还能干嘛’”。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现代工厂在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占有工人的劳动与自由，随后互联网带来的成瘾性消费来榨干这些年轻人剩下的时间和仅有的余钱。整个体系严丝合缝，把这些工人变成了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奴工。
被这些奴工生产出来的信息产品（例如iPhone）则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将更多的人变成奴隶——邱林川把这种“信息时代的奴隶”称为“i奴”。17世纪的奴隶制有两个根本支柱：一端是对奴隶的人身控制从而获得廉价劳动，另一端则是制造成瘾性消费从而创造持续大量的需求。例如蔗糖、咖啡、烟草、可可、鸦片，都是这种成瘾性消费的例子。在信息时代，对“i奴”的人身控制是通过富士康的“半军事化管理”来实现的，成瘾性消费则是通过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灌输塑造的。和90年代不同，现代越来越多的软件应用打着“社交”、“休闲”之类的旗号，实质上就是起到令使用者成瘾的效果。当我们后退两步审视这些信息工具是否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得到的答案可能很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在体验设计、大数据等技术的帮助下，信息产品越来越有效地使用户成瘾，并不断消费。不仅富士康的工人成为信息时代的奴隶，信息产品的消费者也成了全年无休的“i奴”，就连节日也被变成了消费的诱因。
这个趋势在未来的发展可能相当可怕。我们已经可以预见一些技术例如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能带来什么影响。当深度学习和各种智能设备得到充分发展，人类有可能陷入一种完全被奴役而失去自由的悲惨状态：人们起床、吃饭、上班，却完全不知道做这些事的意义，沦为被机器控制的奴隶。这种可能的前景，要求IT的从业者对未来、对自己创造的技术工具充满警惕。
程序员应有的责任
面对科技可能被用来作恶的现实与未来，IT专业人士不能再用“科技中立论”为借口回避社会责任问题。科技可以没有价值判断，但使用科技的人有。如果做搜索引擎的人在自己家人生病时不用自己做的搜索引擎寻医问药，如果做视频网站的人不会让自己的女儿看自己做的视频网站上的内容，如果做社交网络的人劝告自己的父母不要相信自己做的社交网络上传播的信息，那就说明这些人知道自己是在作恶。IT专业人士有责任用“是否愿意让自己家人使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工作，对使用科技可能造成的后果充满警惕，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个黑暗的未来。
来源：透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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